在中国，残障群体人口不少，但生活中所见却不多。无障碍环境建设实践了几十年，终于迎来了人大立法。对此，这些最有发言权的人是如何看待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一道社会治理的“必答题”，能否找到终极答案?

　　“无障碍”：是“权利”，不是“恩赐”

　　去年这个时候，梁江波成了清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这一年，他37岁。录取通知书上清华大学校徽的模样，在他脑海中想象过上千回。走进清华，是从小时候就埋下的梦想。

　　就在今年9月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的专门性法律。总则第一条明确立法目的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对此，梁江波也深有感触。

　　梁江波：以前，我们去争取教育的权利，比如说我争取考试，我就要跟他们讲我是怎么样的渴望，我能够做到哪些，我不会给学校带来特别多的工作量，或者所谓的麻烦。接下来就是期待，期待他能够感受到我表达的这一切，期待他能够发发善心。但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应该享有的权利。当然它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可能是我们要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来不断去探索的。

　　1985年，梁江波出生在安徽蚌埠的一个普通家庭，由于先天性视力障碍难以医治，视力逐渐丧失。在13岁时梁江波彻底失明，经过父母多方打听和努力，他开始了盲校的学习生活。尽管视力障碍让他面临更多困难，但依然能够继续读书，保留梦想的种子。

　　梁江波：我的初中是在南京盲校读的，即使到现在，可能很多盲人学生的出路是初中读完了以后，读个中专，然后学个技能，学中医针灸推拿。但我希望去读高中，看看有没有机会参加普通高考，其实当时我就想去清华。

　　尽管从小就有一个清华梦，但在当时却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2006年，也就是梁江波高考这一年，按照当时的政策，视障学子如果想上大学，只有单考单招这一条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一共1867所，仅有两所学校、三个专业面向全国招收视障学生。

　　2006年，梁江波带着遗憾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学习中医针灸推拿专业，这也是他几乎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是梁江波却并不甘心，一路走来尝试了很多种“不可能”。喜欢乐器，他就去学笛子;喜欢朗诵，他就考了普通话等级证书;为了锻炼自己，他去盲人餐厅当服务员、做电话接线员、主持电台节目，积极投身于社会工作，尝试为残障群体有声书、音乐、广播节目等内容，并考取了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

　　在梁江波不断努力突破各种“不可能”时，社会环境也在快速改善。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倡导‘平等、参与、共享’的现代文明社会残疾人观，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和偏见”。2011年，教育部在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中专门增加一条，“残疾人参加国家各种考试，教育考试机构应该予以专门的安排”。

　　2014年6月7日，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份盲文高考试卷面世，河南驻马店市确山县考生李金生也成为首位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考生，梁江波等来了他一直可望而不可即的这一天。29岁的梁江波已经工作了3年，此时正在新建成不久的中国盲文图书馆担任盲文书籍的编辑和校对工作，这个消息让他兴奋不已，也让他深埋心底的清华梦再次被点燃。

　　有了可能就不放弃，从2014年开始，梁江波决定开始考研备考，但是对于视障考生而言，找复习材料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视障者参加考研的人数太少，几乎没有现成的盲文复习资料，梁江波需要先复习资料，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普通考生要多出几倍。从把考研提上日程的那一刻起，他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晚上十一点之后休息，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拿来学习。

　　2021年，他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清华招生办的电话。并确切得到了可以报名的回复。

　　报名成功后，清华大学的老师们开始为梁江波的考试提前做着准备。学校为梁江波设置了独立考场，试卷的内容和其他考生完全一样，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组合而成。原本单科不足3毫米厚的试卷变成了近5厘米厚的“盲文书”，考试时长也从3个小时延长至4个半小时。

　　最终，梁江波以初试379分，复试445.4分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录取，终于圆梦清华。梁江波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梦想就像一颗种子，即使眼前没有合适的土壤，只要你一直保有它，不断给它浇水施肥，终有破土而出的一天!到那时你会发现，曾经所有的努力都将兑现!”

　　而事实上，近年来，类似梁江波一样的励志故事越来越多。

　　2023年，39岁的董丽娜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她的故事与梁江波相似，他们在顽强摸索中为自己开辟着人生的道路。在中国，视障人群超过1700万。对他们而言，接受教育、获取信息的最有效方式是将作品制作成盲文版、有声读物等无障碍格式。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的统计，每年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图书出版，但对于视障人群而言，由于版权等问题，他们能获得的不足十分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通过了“马拉喀什条约”，旨在通过版权限制与例外，为视力障碍等群体获得和利用作品的机会，从而保障其平等获取文化和教育的权利。中国虽然是该条约的第一批签署方，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现行版权法的制约，直到2022年才真正落地。

　　而在9月1日开始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无障碍信息交流一章中，明确地写道：“国家鼓励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配备有声、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方便残疾人、老年人阅读。鼓励教材编写、出版单位根据不同教育阶段实际，编写、出版盲文版、低视力版教学用书，满足盲人和其他有视力障碍的学生的学习需求。”也许未来，对于那些像梁江波和董丽娜一样的人而言，这条路会平坦一些。

　　为了实现理想中的生活，梁江波每天都要克服出行中的种种障碍，一方面是硬件方面的障碍，一方面是求助他人时内心的障碍。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数据，中国有超过8500万的残障人士，有人曾这样比喻，这个数量大概与你身边姓张的人数相当。然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2017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有关残障人士出行的调查显示，73.2%的受访者很少在公共场所见过残障人士。

　　邵磊是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他深度参与了这次《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制定的全过程。

　　邵磊：我们身边看到的残疾人很少，没有残疾人朋友，这恰恰说明了对于有特定障碍的人群，他能不能很自主、很自由来参与到我们生活环境里边。自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每个人都希望能很体面，能很有尊严，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往往作为一个门槛或者是一个标准，一个水平面来考量我们无障碍设施的成果。

　　事实上，早在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就规定：国家和社会逐步实行方便残疾人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采取无障碍措施。然而今天，如果以北京街头出现残障人士的频次为衡量标准的话，这30多年的成果与经验要如何看待，残障人群的生活又会因为新法的实施而产生怎样的改善呢?

　　无障碍环境：如何“从无到有，到有效”?

　　盲道，是引导视障人士行走的通道。国际标准的盲道表面有两种图案，长条形的叫行进盲道，是对于方向的引导;而圆点形的叫提示盲道，代表着前方环境即将发生变化，如遇到路口、坡道等等情况。

　　2005年，《新闻调查》播出《障碍 无障碍》，探讨北京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效果。这一年，距离北京市建成第一条盲道已经过去了十四年，当时全北京已经铺设了1171公里的盲道。但即便如此，视障人士在出行时还是会遇到许多超乎想象的困难。

　　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为了满足国际奥组委会对于举办城市的无障碍环境要求，北京的无障碍环境得到了一次飞跃性的发展。但多数设施有而无用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实质的解决。

　　而在2018年时，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北京市已经配备车身明显带有无障碍标志的公交车1.2万多辆，并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带动下大量投入使用，但近年来，大量无障碍公交车沦为摆设的新闻屡见不鲜。有了无障碍设施，并不等于无障碍环境就好了。

　　出租车司机：坐着轮椅满城跑，没有家属陪他，出门不方便，不是明摆着给别人添麻烦。

　　抱着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早在上世纪，以“残废”一词定义残障群体十分普遍，大量媒体、影视作品对于残障群体的刻画十分单一。一直以来，大众对于残障群体的接纳度普遍不高，而在邵磊院长看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有不同于以往的在本质、在观念上的转变。

　　邵磊：无障碍之所以是个社会问题，就是它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永远存在。既然它是个社会问题，人、需求、社会在变化，这些问题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变化，这件事是一个交互的，既要社会环境朝一个目标、一个价值方向去努力。但另一方面，从残障人士自身也要勇于参与到社会生活，不断挑战这种不平等、不多样的状态。法律给了你权利要参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家共同努力，共商共治的治理过程。

　　正如邵磊院长所言，在新法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表述：国家鼓励工程建设单位在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和竣工验收等环节，邀请残疾人、老年人代表以及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协会等组织，参加意见征询和体验试用等活动。此外，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协会等组织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残疾人、老年人代表以及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进行监督。

　　让残障人士参与到无障碍环境建设中来，鼓励他们为自己发声，这样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又能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为了更好的无障碍环境，为自己也为大家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坐着轮椅，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专挑无障碍设施的毛病，而杜鹏就是其中一位。随着9月1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实施，杜鹏也表示自己以后干活腰杆可以更硬了。

　　杜鹏关注北京地铁已经将近10年了。为了让轮椅使用者更便捷地乘坐地铁出行，从2014年开始，历时7个月，杜鹏和小伙伴们摇着轮椅跑遍了1号线、2号线、4号线、10号线，共计81个地铁站，当时他们总结出几大问题：无障碍车厢标识不全、无障碍专用宽闸机与地铁站入口都没有张贴无障碍标识、无障碍车厢的轮椅固定装置有损坏、无障碍装置处没有地铁分站号码告知、北京地铁app上的无障碍信息存在错误。在北京市残联的支持下，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出版了《首都无障碍出行手册——地铁篇》，成为很多残疾人朋友手中的“出行宝典”。

　　而这样的经验也开始被不断复制，2018年时全国首届无障碍通用设计研修营正式开讲，志在培养轮椅使用者成为专业的无障碍体验专家。

　　实际上，普通人代替残障人士做出的无障碍设计，很容易产生问题。用残障人士的话讲，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成为一道社会治理的“必答题”。《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实施得以获得广泛关注，也正是因为无障碍环境是所有人的期盼。

　　严宇桥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在读博士研究生。1996年，他出生于河南郑州，他从小就不能直立行走，但身体的残疾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业。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严宇桥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并顺利保研。2021年，严宇桥以综绩第二名考入了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路走来虽然顺风顺水，但他也感受到外界对于自己态度的转变。

　　严宇桥：我在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儿时，很多情况下都是一种被救助的状态。来人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没有一个协商机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就算我是轮椅使用者，我也不能完全猜想到视力障碍者需要的生活场景。残障群体也是需要深度参与，我们才会更加有效果，这是我感觉很重要的一点。

　　2016年，清华大学开创了无障碍发展研究院。事实上近年来，许多高校对于无障碍环境的研究比以往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更为彰显。

　　邵磊：如果从目前的立法状态来看，我觉得最需要去突破的，是强制力的事情。我们立法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是不是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好用，法官能用，残障人士、老年人或者有需求的人能不能充分利用这个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还有待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