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情况,《华尔街日报》、《福布斯》杂志等美国媒体分析称,2021年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2020年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相较于原始毒株,今年全球肆虐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具有更高的传染性,即便是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的人也可能被德尔塔毒株所感染;其次,2020年的新冠疫情数据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性,《华尔街日报》援引CDC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死亡率统计处处长罗伯特·安德森的话称,“在大流行早期,我们错过了(计算)更多病例”;最后,在美国媒体看来,2020年和2021年的疫情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华尔街日报》辩称,“比较两个大流行年是不妥的。”
然而,不管美国媒体如何辩解,恐怕也很难向美国民众解释,为什么在已经有了疫苗的情况下,美国疫情数据仍在激增,世界前列的医学与科技强国的抗疫工作仍在不断从“失败”走向“失败”?
抗疫政治化无疑是美国抗疫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最近,拜登政府发布的要求百人规模以上企业必须强制员工接种新冠疫苗的行政令,遭到了多个共和党州和保守宗教团体的抵制,甚至被被路易斯安纳州新奥尔良市的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叫停。而这不过是美国行政与司法机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防疫问题上不断扯皮的冰山一角。今年秋季开学季期间,围绕着是否需要在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强制要求教职人员和学生戴口罩,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州政府与学校管理层、乃至学区和学校之间暴发激烈争吵,甚至出现家长围攻学校董事会、发生暴力冲突等事件。《纽约时报》在9月的一篇报道中哀叹:“所有这些争论,与其说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而发生,不如说是把孩子们当作了(利益斗争)棋子。”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为了谋取政治利益,两党政客在利用疫情上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从戴口罩、接种疫苗,到保持社交距离和实施强制口罩令,几乎每一项与抗疫有关的议程都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
与此同时,抗疫“散装格局”则令美国自始至终无法形成合力以应对新冠大流行带来的种种挑战。在美国联邦体制之下,公共卫生管理的主要权限在州及地方政府。这虽然有利于各地采取更适合本地的防疫措施,但也为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应对疫情上龃龉不断埋下了祸根。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美国上演过“联邦政府‘截留’地方政府采购的物资”、“地方政府秘密包机运送医疗物资”的闹剧;出现过相邻两县因执行不同的防疫标准,一个县的海滩人满为患、另一个则空空荡荡的场景;更遭遇过检测试剂不合格、防疫物资不足、人力紧缺等窘境。当这些一盘散沙、甚至互相拆台的场面屡屡上演,美国还如何自诩医疗强国?
此外,过度泛化个人自由,则令美国抗疫工作在社会层面面临重重阻碍。面对汹涌袭来的疫情,不少美国人将公共场合强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大范围接种疫苗等公共卫生措施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掀起一波波反对浪潮。以打疫苗为例,美国国内最常听到的一种不愿接种新冠疫苗的说法,就是接种疫苗是“个人选择”,在一些州实施强制疫苗接种令的情况下,包括医务人员等在内的不少人宁愿失去工作也不愿接种疫苗,一些共和党政客也将强制疫苗令上升到宪法关于保护公民自由权的层面,并意图借此牟利。然而,这种“自由”的结果却是,尽管美国是最早开始进行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但直到现在,全美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人口比例仍不足60%;在许多共和党执政的州甚至连50%都没达到,而这些州也正是目前美国疫情的重灾区。《纽约时报》9月2日刊文称,媒体上播放“人们捍卫个人自由的豪迈宣言”,“背后却难掩医护人员含泪讲述的辛酸和无奈。”
无论如何,超过77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已经成为美国抗疫“耻辱柱”上最新的一笔。在美国政治、社会痼疾难愈,社会对立和撕裂持续加深的情况下,美国抗疫困境恐怕短时间内难以扭转,一些美国人或许不得不忍受更多不必要的疾病甚至死亡,美国最危险的时候恐怕还未到来。(聂舒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