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市的学生们在阳邑镇柏林村孤的山战役烈士公墓前，听讲解员讲述烈士抗战事迹。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阅读提示

　　抗日战争时期，在冀南一个小镇上曾上演过一场场无声的粮食战、货币战、贸易战。

　　这就是阳邑镇。阳邑镇位于武安城西部30公里，南洺河北岸，与邯郸涉县、山西左权县接壤，历史上是晋冀要塞的太行重镇，兵家必争之地。

　　抗日战争时期的阳邑镇，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商业贸易传统，成为根据地物资中转站、货币战的重要战场，在敌后经济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小上海”。

　　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人民抗敌后援委员会颁发的货物贸易凭证。

　　晋冀要塞的商贸重镇

　　阳邑镇位于武安西陲，东距武安城30公里，地处太行山的怀抱，太行余脉小摩天岭、十八盘山脉盘亘左右，形成了山间盆地，人称“阳邑盆地”。阳邑北倚群山，南临南洺河，古时称河的北岸为阳，因村镇位于南洺河之北，故名阳邑。

　　阳邑镇扼守着太行八陉之一滏口陉的咽喉要冲，沿南洺河向西过黄泽关可达山西境内，是西通秦晋、东接中原的关隘要塞。

　　历史上，自汉代以来，阳邑镇就是太行重镇。

　　西汉初年武安开始设县，阳邑便是县域内的重镇。

　　隋代时的阳邑镇已发展为这一区域的商贸中心，于是在此设置了阳邑县。

　　据《隋书·地理志》载：隋开皇十年(590年)设置阳邑县，大业元年(605年)撤销阳邑县划归武安县。阳邑设县时间长达16年。

　　今天镇上的阳邑古城，就是始建于隋代的县城旧址。

　　阳邑古城坐落在一片高高的台地上，当地人称作阳邑寨。寨子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夯土城墙清晰可见，古城设有三座城门楼：东门、西南门和北门。

　　门楼为砖石结构，高悬的匾额上书有“古城”二字，城门不宽，仅容一辆马车通过，城门楼上设有用来瞭望和防守的阁楼。

　　元代时阳邑仍为武安县的商贸名镇，在镇内设有“炉官”和“税使”，足见其冶炼、铸造等手工业与商贸业之发达。

　　贯穿阳邑镇的三里长街，是一条有300多年历史的商贸老街，最初这里以车马店为主，供往来这里赶着车马拉货的人落脚歇息，到了晚上家家客店点着蓖麻籽油灯，照得整条街道灯火通明。

　　武安的乡村大多数是便于晾晒粮食的平房，而唯独阳邑是平房少、瓦房多，因为阳邑镇有近半数人以经商为主，晾晒农作物较少，建瓦房既气派又有利于排水。

　　《武安县志》中曾生动地描绘道：阳邑镇“为西疆要区，人烟稠密，市肆栉比，为柿饼、桃仁集散市场，居者农商各半”，武安的“山货以核桃仁为大宗，柿饼、柿脔、花椒等次之，阳邑镇最称发达，每年秋季，客商云集，市面颇为繁盛……”

　　在武安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武安县八大镇，数了阳邑数和村。”这表明阳邑商贸的发达历史上位居武安诸镇之首，为武安的第一大镇。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流通的冀钞和钱币。

　　根据地的物资中转站

　　这样的地理区位和商贸传统，让阳邑镇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西部山区一带的贸易中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武安县城。阳邑也建立起“维持会”，组织群众为日军交粮捐钱。当时的阳邑拥有三千余口人，镇上有信成店、和兴永、大盛兴、豫和成、玉兴亨、后和店、德盛兴、大兴店等几十家山货经销行。

　　在日军的眼里，阳邑是自身地盘和“势力范围”，不在“三光”政策之列，因此，根据地党、政、军机关，以及情报部门以货栈为掩护，像一个个楔子一样，揳入阳邑镇。邯郸、武安等城镇的商人，以及日本洋行的代理商，也纷纷涌入阳邑做生意。

　　因此，抗战时期阳邑镇的商业不但没有凋敝，反而规模壮大，贸易更加繁荣。

　　阳邑，成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小上海”。

　　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情况下，阳邑镇上演了一场场无声的粮食战、货币战、贸易战。

　　在阳邑镇，至今保留着多所老建筑，记录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历史。

　　阳邑镇有一幢坐北面南的四合院，是武安抗日民主政府的旧址。

　　正房和东西厢房均为瓦顶房，正房为三级青石台阶，台阶上设有两根廊柱，回廊后面的大门两侧是通长的木格窗扇，由于烟熏火燎，显得残破不堪。

　　正是在这座不起眼的小院内，燃起了武安县的抗日烽火。

　　1940年后，阳邑增加了德镒和、德记、原顺兴、同信成、天增义等私营商店，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工商、税务、贸易等政府部门，也在阳邑开办了公营商店德庆隆、兴记、裕太、福生祥、大丰栈等，输出山货，采购军需民用物资，并加强货物进出口管理和征税等工作。

　　借助阳邑这个重点“中转站”，根据地将太行山盛产的花椒、核桃、柿饼、杏仁等山货，及黄芩、柴胡、知母、连翘等中药材，皮、毛等产品销售到敌占区，再换回根据地需要的食盐、布匹、染料、纸张、碱面、糖、火柴等日用工业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加紧了物资抢购和掠夺，防止粮食流入根据地，粮食成为敌我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

　　自古以来，太行山区有“东人吃西米”之说。太行山西部白晋铁路沿线，长治上党盆地一带，土地肥沃，粮食产量高，是重要产粮区，而太行山东部涉县、武安等地，地少人多，粮食产量少，需要从外地调粮，从而形成了“西粮东运”的贸易传统。为扼杀抗日军民，日军便在太行山西部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统制，防止粮食流入根据地，在太行山东部地区，其又放松货物出入，大肆抢购和吸收粮食，形成“两面夹击”的抢粮局面。

　　日军封锁加上自然灾害，根据地军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各地有关粮食短缺的报告，也层层上报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从1943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的一份报告，可以看出当时太行抗日根据地粮食短缺的严峻局面。

　　邢台临城、石家栏，“每集调剂粮食百余石，购粮者均在700人以上，每人限购一斗或五升，仍供不应求。很多人等了两三天，仍没买到粮食，根据地已无粮可供调剂。”

　　武安阳邑镇粮店，“经常只有几百斤粮食，而需要调剂的粮食则达几千斤。”

　　林县、安阳、磁县、武安一带，“敌占区粮价上涨，伪币跌落，是出口粮食、吸收紧缺物资的有利时机，但西边粮食供应不上，不要说出口，连调剂的粮食都没有。”

　　面对这种危急局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提出了“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采取广泛募捐、以工代赈、减免粮款、节约粮食、推动生产、组织灾民运输和纺织等方式，全力度荒救灾。

　　1943年春，“为尽力之所及，克服饿死人的现象”，太行旱灾救济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定下以下纪律：

　　“1、凡本村尚有力量有办法可能进行救济，而因工作不力，至于饿死人者，村政权负责人，应受以纪律制裁。2、凡有上述情况，饿死一人者批评，饿死二人者警告，饿死三人以上者应受撤职处分，上级负责人应受连带处分。3、凡村中住有上级干部，而发生以上饿死人现象者，除本村干部负责外，该上级干部应受更严厉处分。”

　　在严峻的粮食短缺局面下，阳邑镇成为调运粮食的重要中转地。

　　据统计，1942年10月—1943年1月，武安、沙河两县参加运输的灾民有13935人，共获得报酬小米83455斤。1943年，根据地调运到阳邑的粮食有400多万斤。

　　货币战的重要战场

　　在保卫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阳邑镇不仅是粮食战的战场，更关键的货币战也在此展开。

　　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派工作人员在阳邑一带征收出入境货物税和烟产税，组织缉私队，查处走私粮食、牲畜、奢侈品、毒品、卷烟、白酒、迷信品等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经营和交易秩序。

　　1940年5月，鉴于阳邑镇在贸易和税收中的重要地位，冀南银行在阳邑设立漳北办事处，下设武安、武南、偏城、涉县、邢台、沙河、磁县7个支行，办事处对外营业处为“和兴永”货栈。

　　为了扩大冀南银行发行的冀钞的流通范围，在太行山西部白晋铁路沿线，根据地用伪钞(伪华北“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俗称“联银券”)购买冀钞，使伪钞贬值，冀钞升值，进而用冀钞购买更多的粮食。

　　而在太行山东部平汉铁路沿线敌占区，根据地又用伪钞高价购粮，促使粮价上涨，再在售粮时，只收冀钞，并在保持一定利润的情况下，逐步降低粮价，使冀钞对伪钞升值。

　　为了购粮，民众更倾向用伪钞兑换冀钞，从而扩大冀钞流通范围。

　　聚集在阳邑市场的商贩来自周围大小城镇，其中不乏一些日伪特务、汉奸混入其中，刺探消息。

　　冀南银行漳北办事处每天都要收付大量钞票，根据地这处重要的金融机构，自然也成为敌人侦察、袭击和破坏的目标。

　　为安全起见，平时工作人员将库存现钞分散携带。遇到敌情时，不易携带的金银铜币、钞票或埋入郊外地下，或藏于附近山洞中，从而确保了财物安全。

　　在敌我斗争中，阳邑镇的地下工作者在当地建立起可靠的群众基础。

　　阳邑的“维持会”，明面上维护敌人，暗中却听从抗日政府的指挥，向八路军通风报信。阳邑及附近的村庄都有可靠的“堡垒户”，在阳邑工作的抗日人员一旦收到武安县城、岗楼增兵或敌人突袭的情报，晚上便会分散居住到这些“堡垒户”家中。

　　1941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办事处得到消息，武安县城增兵，敌人有可能突袭阳邑。这天傍晚，货栈对外营业结束，工作人员吃完晚饭，像往常一样，将款账分别包好，每人携带一份，居住到阳邑“堡垒户”家中。

　　次日早晨，一位外出挑水的“堡垒户”房东匆匆回到家，告诉办事处人员，敌人已经包围过来。由于消息获得及时，办事处人员大部分在敌人合围前安全转移，但办事处警卫班班长和一名警卫战士在突围中遭遇敌人，壮烈牺牲。

　　在敌后经济战的敌我较量中，根据地有过惨痛的教训，也增长了经验。

　　1942年，根据地错误地估计了抗战形势，预判日本可能很快会投降，粮食价格可能回落，认为边区存储的粮食应当出口换取其他物资更划算。于是边区政府将根据地积蓄的三十余万石粮食储备全部用于了出口，造成短时间根据地粮食短缺。

　　而日军乘机反攻，操纵市场提高了工业品出口价格，增加了边区进口物资成本，使根据地遭受很大损失。

　　以阳邑冀钞兑伪钞的比值计算，1942年6月比值为1比0.2，1943年1月为1比0.5，而到了1943年4月，猛跌到1比0.2，再到1943年底，又跌到1比0.1。也就是说，冀钞币值最低时，一元冀钞仅抵一角伪钞。

　　这次失误，是边区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中一次教训。

　　1943年6月21日，中共太行分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作出了《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在肯定对敌经济斗争成绩的同时，也直接批评了这一失误事件：“在过去半年多的对敌贸易斗争中，粮食出口是过火的，把实实在在的粮食倒弄成货币，以后不只赔了钱，而且还使对敌贸易陷于被动。”“是对于经济上敌强我弱这一思想不明确，夸大自己看轻了敌人，不认识困难。对自己的困难了解不够，对自己的家当估计不够。”

　　总结阳邑镇的敌我斗争经验，边区政府和各级财经部门在根据地采取推广野菜代食品、限制副食品出口、加强内地粮食调剂等一系列措施，逐渐扭转敌人经济封锁的被动局面，走出困境，为抗日战争胜利积蓄了物质基础。(文/张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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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的山战役烈士埋骨阳邑

　　抗日战争时期，在阳邑，曾发生过多次御敌战斗，一批又一批八路军战士英勇作战，壮烈牺牲，埋骨于此。

　　被安置在武安阳邑镇柏林村孤的山烈士陵园的133名无名烈士就是他们的代表。

　　1940年10月6日，时值抗日战争时期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反扫荡”阶段，武安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800人扫荡阳邑、柏草坪，进攻八路军重要的兵工厂之一——梁沟兵工厂。

　　八路军129师部队在日军返回的必经之地阳邑附近，设置3个阻击阵地，节节阻击。

　　10月10日，129师三十四团一部在第一个阻击阵地阳邑西北小店村伏击日军，击毙五六十人。

　　11日拂晓，129师三八五旅十四团进到阳邑西侧东西豆庄集结，准备以第二营在第二个阻击阵地阳邑南侧袭击日军，该营先头刚出发时，敌已向武安退去，即跟踪追击。129师新编第一旅三十二团、三十四团(缺一部，在小店设伏)、129师随营学校两个连、涉县独立营等部至少3500余人在第三个阻击阵地南丛井村西孤的山附近设伏。

　　然而日军没有从伏击的地区通过，并发现我军意图，迅速占据有利高地，用优势装备向我军进攻。由于敌情的变化和地形限制，由埋伏战变成了劣势地形、劣势装备下的攻坚战、白刃战。八路军作战英勇，击溃了日军，追至徘徊镇附近。日军向南经过徘徊镇撤回武安。

　　此次战斗造成八路军400多人牺牲。牺牲者有50余人掩埋在南丛井村;200余人埋在孤的山下，20余人埋在阳邑东街黄泉路沟西岸。重伤员300人抬至阳邑柏林村，医治无效牺牲160余人，就地掩埋，至今挖掘出133具遗骨。

　　据左权《论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新胜利》一文，阳邑战斗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反扫荡”阶段东线战斗的一部分，西线战斗就是百团大战中著名的关家垴战斗。

　　2010年，孤的山战役烈士公墓在阳邑镇柏林村建成，烈士遗骨得以安葬。

　　2017年，武安市修建了柏林村东环路至孤的山战役烈士公墓的乡间道路，铺设了一条长900米、宽5米、厚15厘米的水泥混凝土路面，以方便民众缅怀先烈。

　　如今，孤的山战役烈士公墓成为武安革命老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昆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