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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14年，我国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从2803万人增加到4967万人，6年间暴涨77%。
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城市打工的青壮年，如今早已年过半百，变成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甚至是60岁以上的“超龄”农民工。
他们年龄大，文化低(基本没有读过高中)，缺技能，大多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为挣钱养家糊口，他们背井离乡干着最苦最累的体力活，有的甚至称靠多吃肉补充体力;为躲避检查(有些省市“严禁60岁以上农民工一线作业”、“禁止55岁以上农民工进入某些危险岗位”)，有的染黑头发、持假身份证……
澎湃新闻率先发现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将这一特殊群体推向公众视界。在采访中，他们大多表现出对生活的无奈和对未来的忧虑。
继2015年12月起记录“打工爷爷”寒冬讨薪记、2016年2月记录“打工爷爷”回家过年历程以来，8月初，澎湃新闻奔赴北京、重庆、武汉、广州等地，以体验方式记录他们在高温和烈日下的辛劳。
太阳下，老陈满脸是汗
8月6日，北京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哐哐”、“呼隆隆”……北京郊区荣昌东街地铁站附近的工地里一片机械忙碌声，太阳底下，老陈的衬衣已经湿透，黏在背上，每铺一块大理石，脸上都有汗珠滴落，打在大理石上，迅速渗开、蒸发。
老陈名叫陈发兴，66岁，河北邢台人。从18岁外出打工算起，扣除曾买拖拉机贩砖8年，他已经打工29年，是标准的第一代农民工。
仔细看，老陈走路左腿有些僵直——他的左膝盖骨里，还有两枚去年受工伤做手术打的钢钉没有取出。“干活累，但还能撑住，就是不能老蹲。”老陈猛抽一口旱烟说，这么大年纪还出来干活，“还不是因为穷啊。”
老陈的左膝盖骨里还有两枚钢钉，下蹲不方便。
汗珠滴上大理石迅速蒸发
老陈的活，是包工头李建华安排的，“许多工地不要年龄大的，就这个工地查的松些。”
老陈所在的班组，有十五六人，都是河北邢台老乡，其中一半年过五旬，数66岁的老陈年龄最大。不过，穿着淡蓝衬衫、厚脏黑色布裤子、传统农村千层底布鞋的老陈，身高1米73，看上去颇精壮，不像66岁，倒像五六十岁。
老陈说，自己身体很好，得益于天天干活，“虽然累，但也算活动筋骨”。
8月6日早上5点半，天蒙蒙亮，工地的挖掘机已在“哐哐”作业。工棚区内，农民工们陆续起床。老陈花四块钱，买了三个肉包和一碗豆浆，他张大嘴，一口下去就是三分之一个肉包，几口就解决了早餐。
老陈没舍得买菜，也没啥得买一个鸡蛋。
6点，农民工们正式开工，老陈所在的班组被安排铺大理石，和老刘、老张一个小组。
因为路面要过大货车，大理石厚达10CM，有两种规格：100×50×10CM的一块重220斤，50×25×10CM的一块重55斤。铺大理石是技术活，要求铺实、平整、间隙均匀。叉车只能把大理石运到附近，老陈们先用掺有水泥的沙铺底，再将大理石搬过来或抬过来、放好。有时，沙底铺的厚一点、薄一点或不匀，就需要把大理石抬起来，重新铺底、放大理石，再用粗木桩或橡皮锤砸实砸平、调整间隙。
搬抬大理石累，铺大理石麻烦。老陈的小组进度最快，到中午11点半下班，共铺了约18平方米，使用120块小的大理石，5块大的大理石，搬抬大理石7700斤。
搬抬大规格大理石，3人一起都有些吃力，有时还需要喊号子。到中午快下工时，“已经没有力气”，3人喊运沙的小工过来帮忙，5个人一起搬抬。
当日北京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太阳直射，无风，烈日曝晒下的地表温度更高。从上午8点开始，老陈的衬衫已经湿透，黏在背上，每铺一块大理石，都会有两三滴汗珠落在大理石上，迅速渗开、蒸发。虽然脸上挂满汗珠，但因手上沾着沙，老陈只能偶尔用手背胡乱擦一下。
澎湃新闻记者看到，随着时间推移，搬小规格大理石时，老陈的脚步越来越沉。
工地杂物多，大理石沉，搬抬时走路需要小心。粗略算下来平均每人全天搬抬大理石5200斤。
一天下来搬抬大理石5200斤
老陈没带水杯，平时渴了，就喝几口工友带的水。中午快下工时，澎湃新闻记者给老陈买了瓶矿泉水，他满脸心疼说：“浪费钱干啥。”
午饭，班组长请澎湃新闻记者、老陈吃饭，买来三个鸡腿(每个6元)，6个馒头(每个5毛)，一份杂烩菜(5元)。老陈吃得很香。他说，午饭是开销大头，需要七八元，多是菜配米饭、杂菜汤配馒头或面条。
下午1点半上工，因为天太热，老陈的小组被派到厂房内铺大理石(规格100×50×6CM，每块重约130斤)。厂房里光线暗，开着照射灯。老陈们下午主要在搬抬大理石，搬了50块，铺了10块，合计搬抬7800斤大理石。因工地杂物多，大理石沉，他们搬抬时走路十分小心，以避免有人摔倒，被大理石砸伤。
澎湃新闻计算出，加上上午的，老陈一组平均每人全天搬抬大理石约5200斤。
下午6点半，老陈和工友们结束了一天10个半小时的工作。“今天累，如果有加班我也不加了。”老陈突然表情拧巴，掀起衬衫，摸着后背说疼，“估计累着腰了”。
老陈走路时，左腿有些僵直。他解释说，因为“左膝盖里还有两根钢钉”。
2015年10月，北京一处工地，老陈作为木工班组长，指挥并和工友们一起做模板。下台阶时，他一脚踏空摔倒，左膝盖恰好跪在水泥桩上。
“起来往前走了几米，突然感觉左腿迈不动了，膝盖疼得厉害。“后来，老陈被背出工地，开车送到医院。手术时，膝盖被打进去两根三四公分长的钢钉。
直到现在，钢钉仍未取出。老陈的左膝盖上，两个钉眼伤疤醒目。
老陈告诉澎湃新闻，手术加治疗，他休息8个月。最终，经过包工头争取，施工方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合计5万元。问及赔偿是否到位，老陈说：“啥叫到位?也不能要求那么多。”今年5月，腿还没好利索，老陈坚持出来打工。
澎湃新闻注意到，此前铺大理石时，老陈主要负责搬抬大理石，老刘、老张为照顾老陈，要求老陈负责铺，但被老陈拒绝，“我不能老蹲，膝盖受不了”。
工棚宿舍住了四个人，砖头加木板，再铺上被褥，就算床了
早在2006年，老陈就拿到了助理工程师的资格证书，但他抱怨说“没什么用”。
“在外面，忍忍就过去了”
铺大理石算技术工，每天200元，补贴饭费20元，这已算“高工资”。多数时候，每日工资在150元左右。
老陈住的工棚宿舍，住了四个人，地上摆几块砖，木板往上一铺，再铺上被褥，就算床了。天气闷热，屋里也没空调，班组长从其他宿舍借来一个电扇，屋里才算有了些风。
平日，除了电话费，偶尔喝几瓶啤酒，老陈基本没什么开销。
吃过饭，老陈最大的爱好，是抽几口旱烟。他打着赤背，掏出只有钢钉粗细，烟锅只有黄豆大小的烟斗，将烟锅摁进随身携带、装有烟丝的小铁盒里，填满。打着火，猛吸一口，喷出一阵烟雾，整个人显得很惬意。“这旱烟劲可大，我都抽了二三十年了。”老陈拿出一大包烟丝说，一包只要3元钱，够他抽一个月。
因为烟锅小，只能吸三四口，干活间隙抽一锅，也不影响干活。
老陈告诉澎湃新闻，从18岁起，他就在县建筑公司做工，后县建筑公司撤销，他又到多地做木工，除去曾买拖拉机贩砖8年，已经务工29年。
老陈的两个女儿早已外嫁，儿子有两个孩子。老陈说，家里九亩地，但一直都是种的“懒庄稼”，收成也不好。这几年，由于活不好找，工资也不稳定，有事还要回家，每年都只能外出打工四五个月，最终落个两三万元钱。儿子、儿媳都在县城，儿子是4S店销售员，儿媳卖保险，就这两年收入还可以，以前很低，至今住的还是结婚时老陈给他们盖的平房。每年，碰到孙子孙女读书缺学费，或者儿子手头紧，老陈都要补贴儿子，“没算过，每年总有个万儿八千的”。
老陈曾是木工班组长，干起活来是个直性子。他干活时，澎湃新闻看到，有时他吆喝着搭班工友加快进度，有时嫌工友墨迹，甚至直接夺过铁锹来干。
老陈说，他不喜欢待在老家，因为没意思，却也一直叹息“出门难”。但问起碰到过什么难处、在外面遇到的苦和累，他却回避起来：“在外面，忍忍就过去了。”
“身体要紧，明年就不出来了。”老陈磕了磕烟斗里的烟灰，突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