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曾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这只下蛋的母鸡呢?”不过在日本的某些商店里，如果你发现一棵蔬菜长得不错，的确可以看看它是谁种出来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拿出手机，对准蔬菜标签上的二维码扫描一下，就能查到它的品种，种植方法，以及栽培者的照片——也许是一对农民夫妻在田间地头的合影，他们保证你吃得安全。

　　这种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的食品，在东瀛岛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长期从事日本食品安全研究的香港大学学者潘杰曾做过一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日本人判断食品安全的首要标准是产地，如果是日本产的，就会比较放心，如果是中国或者美国产的，则心中总有那么点“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子”。

　　如果把时间倒推回半个世纪前，这个令中国人不快的结果也许会大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事实上，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燥，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

　　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8月末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件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名。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协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日元赔款。

　　为了调节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专家们再次给出了不必担心后遗症的结论。

　　既得不到舆论支持，母亲们心灰意冷，“全协”被迫解散。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也许谁都想不到，这将是一场长达十余年的艰难历程。

　　“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跟中国有很大相似性，首先它都是‘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结果。”潘杰说，日本在战后整个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发展主义”，1945年到1970年可以算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就是“产业优先”，发展重型的化学工业，这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土地流失，变成了企业用地，人口向城市集中，“一列火车一列火车拉着劳动力去城里工作”，这就需要更多的食品供给，因此要发展工业化、化学化的农业——这也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难以避免。

　　如果列举出当时日本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一份长长的清单。除了森永事件，日本50年代由于含镉稻米引发的“痛痛病”、含汞鱼贝导致的“水俣病”世界闻名，60年代的米糠油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对于森永这样的大企业，当时的政府往往采取偏袒的态度。

　　在这种环境下，民间力量的觉醒，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