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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长：即理解农民难处，又因空气质量垫底苦恼
“秸秆烧得厉害的时候，到处黑烟滚滚。晾在院子的衣服是脏的，床上也都是飘进来的草木灰，一到夏收秋收就是这个样子。要禁烧我当然支持。”蒋茂芳在村里跟农民宣传秸秆禁烧政策时，一位70岁的老农民这样跟他讲。
可老农话锋一转：“大家都烧，又不多我一把火。不烧我怎么办呢?我这么大年纪，把秸秆从地里运出来太难了。”
对这个困难，蒋茂芳十分认同：“到秸秆收储站一看，就能算得出来，农民送来满满一手扶拖拉机的稻草，卖不到200块钱，顶不上个油钱和人力。更何况现在农村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一把火烧掉最省事。”
可作为环保局长，对秸秆露天焚烧带来的环境之苦，他感受同样深刻：从5月到11月，荆州一度烽火四起、烟尘蔽天，高速封路，空气质量常年在湖北省垫底。
“从效果看我们完胜，可行政高压能持续多久?”
从去年秋收开始，荆州开始铁腕治理秸秆禁烧：每户村民都签了不烧秸秆承诺书;超过1万名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在田间地头巡查，每天晚上11点后才回家;仅今年以来，280余名各级干部因秸秆禁烧工作不力被问责;出现一个火点乡镇扣5000元，1亩黑斑扣10万元……
重拳出击，今年夏秋两季，荆州的秸秆露天焚烧面积不到耕地面积的万分之一，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大幅跃升。但蒋茂芳的感受十分复杂：“从效果看，我们完胜，可是农民做了牺牲。干部的行政成本很大，农民的利益与禁烧的效果如何平衡?行政高压的政策能持续多久?”
“虽然每亩地有10块钱补助，也有收割粉碎的农机补贴，但整体而言给农民增加了额外负担。”蒋茂芳说。
“每次约谈干部前，我总是先跟他们道歉”
与此同时，基层干部的压力也很大。
“秸秆禁烧工作做不好，干部要问责”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有的村民与村干部不和，甚至故意在自己地里点火，再打电话举报。
“夏收中间有‘五一’和端午节，秋收中间有国庆节和中秋节，可是因为秸秆禁烧工作，这些节假日我从来没有休过。日常更是起早贪黑，没有补助，还承受了问责的压力，更何况基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确实快扛不住了。”一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
这也是全国农业地市的类似困境。
“每次约谈干部前，我总是先跟他们道歉。问责了干部，我自己也很自责。可是这项工作能松弛吗?不能!”蒋茂芳说。
蒋茂芳的忧虑不是凭空来的。国庆节过后，稍一松懈，仅松滋县某镇一天就烧掉了200多亩秸秆。最后该镇干部被移送县纪委处理，处理结果是：停职一个月，专门去管秸秆禁烧工作。
对于开拓秸秆的综合利用渠道，荆州市也采取过许多补助办法，粉碎还田、制作蘑菇基料，甚至还配合在城区工业企业禁煤，鼓励用秸秆制成的生物质燃料。
但困难依然很多。要么是消耗量有限，要么是商业推广上存在困难，要付出不小经济代价。
“秸秆露天焚烧治理，不能把所有的困难压到农民和基层干部身上。”蒋茂芳说，“环境保护是意识的培养，农民都为环保做出了贡献。希望能像粮食补助一样，给农民多一些秸秆禁烧补助，这本是他们为改善环境做出奉献后应得的。”
全国频出禁令，有地方动用无人机上场
与湖北荆州相同，全国各地政府“禁烧令”，狠招怪招频出，动辄数万干部进村入户查，千万资金撒进去补，数十万财政资金扣，一个火点罚款百万，约谈干部拘留农民，有的还动用了高科技手段。
比如陕西西安市环保局建立了市、区(县)两级秸秆禁烧现场执法检查队伍，全市巡查监督，并根据卫星遥感监控信息和群众举报，现场核查认定着火点。渭南市环保执法人员首次使用无人机巡查监测。而陕西兴平市，安装在各角落的30多个红外激光高速摄像头犹如30个“千里眼”，居高临下，360度无死角监控，24小时全面远程监控秸秆焚烧。兴平市环保局局长杨丰硕说，该系统能将禁烧情况通过实时画面尽收眼底。
烧还是不烧?真的左右为难
然而，“秸秆季”里的“烧”与“禁烧”依然胶着难缓。
1999年，环保部出台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规定，一些地方因秸秆“禁烧”工作不力，干部被处罚，地方财政资金被扣甚至罚款。
当这些规定被指有“一刀切”之嫌时，可不禁止也面临尴尬。比如湖北荆州，过去每年5月到11月，当地有半年时间被烧秸秆困扰，“吓”跑了好几个招商引资项目。
最大的问题是，16年来，年年禁烧年年烧，今年涉及的环保形势仍不容乐观。
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发布10月12日至18日期间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秋粮收获地区秸秆焚烧火点226处，涉及河南省、河北省、安徽省、山西省、山东省、湖北省6个省，与去年同期的21处火点相比，增加了976%。
有秸秆发电项目为套取补贴，直接用煤炭发电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农村能源结构“石化化”“电力化”，生活方式“城镇化”。不少农村煮饭不用烧柴，建房不用盖草，牲畜吃工业化饲料，沼气池因人口外出增多而萧条。秸秆传统的能源和材料功能快速消失，成为只能焚烧的“垃圾”。
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2012年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当年我国主要秸秆总产量为9.2亿吨，可收集量为7.9亿吨，但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耕地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研究员陈勇认为，秸秆资源分散，运输受限制，这些使得秸秆天生受局限。
秸秆看起来价格便宜，但综合计算下来，确是“昂贵的原材料”。前几年大批项目上马，今天企业存活不多。
业内人士孔述透露，一吨秸秆在收储点收购价为260元/吨，有的涨到300元/吨，蕲春县内运费80元/吨，上车费下车费约150元/吨，到厂价500元。如果走高速公路到外县收，到厂价要600元一吨。一吨秸秆发电825度电，收入619元。
“抛开别的成本不计，一吨利润在100元以内。如果没有国家补贴，没人会干这个产业。”孔述说。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副会长熊建说，秸秆做生物质燃料，国家有补贴，每吨生物质成型燃料补140元一吨。很多企业都冲了进去，有的企业一年干到100万吨，一年补助了1.4亿。2013年，国家对生物质成型燃料的补贴取消，行业开会从原先几百人变成现在十几人。
有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所谓的秸秆发电项目实际上基本上都是购买木材、建材废料等充当原料，每年只象征性收一下秸秆。有的甚至直接用煤炭发电，套取国家对秸秆发电的补贴。
“不这么干，很难存活。”该人士无奈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