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国家旅游局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5A级景区核查情况。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景区因为涉嫌价格欺诈成为首家被取消5A级资质的景区，云南省丽江市丽江古城等6家5A级景区被严重警告。山海关景区所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10月10日公开回应，诚恳接受这一处理结果，向广大游客、国家旅游局作出深刻检讨，对老龙头景区和区旅游监察大队负责人进行免职处理。丽江古城景区所在的丽江市回应，成立两个专项督查组，对全市进行拉网式检查，设立投诉电话全天候专人值守，可及时处理旅游投诉(据10月10日澎湃新闻网)。

　　首次出现5A级景区被摘牌，国家旅游局此举值得点赞。其实，在2005年8月公布的《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中早有明文规定：若景区达不到相应标准，应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甚至调低或取消相应等级。只是这些年，我们看到的多是新增晋级的景区，几乎没有被降级或取消等级的景区。如今既然出现了首家被取消5A级资质的景区，那么，以后景区资质“能升、能降、能退”是否会成为监管常态，显然值得期待。

　　不过，话说回来，这次出现5A级景区被摘牌的情况，对于改善国内旅游环境，究竟能带来多大的正面效应，恐怕不宜盲目乐观。景区被取消5A资质的后果，国家旅游局没说，据专家目前的分析看，被摘牌后，门票定价、景区享受的政策倾斜和财政补贴可能会受一定影响。

　　而这些“影响”能有多大呢?先说门票定价。我们知道，各地景区门票的定价权并不归国家旅游局掌握，而是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普遍把景区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景区经营者与地方旅游部门原本就是利益共同体，即使某景区被取消了5A级资质，指望他们能对关系自己利益的票价“痛下狠手”，自然不现实。再说所谓5A级资质的牌子，摘了牌子的，可复牌，领了警告处分的，也可取消，类似的先例并不少。比如，就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旅游局便公布了一批撤销处分决定，“经整改验收，撤销今年4月被通报的对山西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南京夫子庙、杭州市千岛湖等9家5A级景区的警告处分。”时隔半年即撤销处分，如此能有多大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目前的景区资质评定机制，确如有人吐槽的那样，应该拥有对景区评价权的游客没有评价权，绝大多数游客的意见也无法传递到公众舆论体系之中，更谈不上影响景区评级管理。而拥有景区评价权的主管部门忙不过来，哪家景区被查到，很可能不会真正反思“为什么没做好”，只会抱怨“为什么运气不好”。

　　因此，说到底，无论是授牌、摘牌还是复牌，不过是通过行政手段管理、分配社会资源的陈旧套路而已。而从授牌、摘牌到复牌，不管花样如何变化，背后遵循的，也都是同一个治理逻辑。这种由国家旅游局主导景区资质认定的管理模式，其实从一开始就曾遭遇过舆论质疑：拿牌者希望通过政府认证形成吸引力，个别获得经费支持，而发牌者则意在获取话语权，制定游戏规则，成立队伍，并在其中分一杯羹而已。

　　至于想要彻底消除景区管理乱象，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地方政府摒弃逐利的动机，恢复景区的公益性。但这一点，对于我们目前来说，可能并不现实。据媒体披露，国内每年在177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建设上的财政资金投入仅为1000万元，这里的1000万元是177处风景的总拨款额。相比之下，近10年来，美国每年投入在国家公园体系上的财政资金，平均折合人民币168.2亿元。国外的旅游景区需要养活多少政府管理人员，目前虽然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数据梳理，但以美国为例，在政府层面，只在商务部下属的国际贸易局设置了一个旅游办公室。在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的报道中，中美旅游相关协定事宜，便是由咱们的国家旅游局与这个办公室谈判商定。

　　值得借鉴的是，针对景区服务收费问题，欧美等国制定了专门的旅游法律法规。如加拿大于1930年通过《加拿大国家公园法》，规定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变动必须经议会上、下院立法通过，而且需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布。在美国，联邦政府设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直接管理着著名的黄石公园等57个国家公园以及27处世界遗产景点，这些景点的收费标准1996年由国会立法制定。法案明确划分了收费公园与不收费公园，规定收费的国家公园门票最高不能超过20美元，年度公园卡不超过50美元。各公园的门票与娱乐项目收费的80%应用于支付公园的维护和管理开支，其余的20%上交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支配，用于补贴不收费公园的维护与管理。另外，法律还规定热门公园或景点不能为控制参观人数而擅自提高门票价格，但可以通过限制门票数量、规定参观时间段等措施来限制游客数量，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费城的独立厅和华盛顿的国会山均属此类。由于国家公园的日常开支均来自国会直接拨款，因此这些公园要涨价需得到国会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