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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前的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
鲜为人知的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过程中，曾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曲阳石匠参与雕刻纪念碑浮雕的工作。他们理应与纪念碑的设计师们一样，为后人所铭记。
初见记者，韩振书有些激动。
他坦言，在自己研究曲阳石匠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工作的十几年中，还没有媒体对此进行过采访。“现在还知道这个事儿的人太少了!”
75岁的韩振书是北京西苑饭店的退休干部，虽已在北京定居几十年，但一张口仍带有浓浓乡音。韩振书的老家是和曲阳接壤的定州，自2000年退休后，酷爱历史文化的他就开始了对曲阳雕刻历史的研究。
“60多年前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石雕工作的曲阳石匠都是当时技艺最成熟最精湛的工匠，年龄多在30-50岁之间，所以至今仍健在的已没有了。”韩振书感叹。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研究开始较早，韩振书此前曾采访到多位参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曲阳石匠，也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顺着他和亲历者后人们的讲述，我们有幸为您还原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周总理亲自拍板曲阳石匠进京
1952年的一个夏日，时任北京市政府党委办公室主任的刘.汉章来到北京观象台下的东裱褙胡同65号。他来拜访一位当时名震北京“古董圈儿”的河北曲阳石匠——冉景文。
冉景文十几岁就来到北京琉璃厂专为古董巨商岳彬做仿古雕刻，他雕刻的仿古作品可以假乱真，即便内行也难以分辨。
“但这次，冉景文将面对的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考验。刘.汉章找到他，正是想请他出山，担任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任务。”2015年9月26日，在北京的家中，韩振书的讲述把记者带回到了60多年前。韩振书告诉记者，让以冉景文为代表的曲阳石匠参与纪念碑的雕刻工作，其实是偶然中的必然。
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正式成立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出一项决议：为纪念自1840年以来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18时，毛泽东与全体委员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了奠基礼。
北京市政府负责纪念碑的建设工作。
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任主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建筑专家梁思成任副主任，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任秘书长。
1952年6月19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美术工作组成立，由中央美院雕塑大师刘开渠任组长。
“按照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在碑座的四周，要由高2米、总长40.68米的8组10幅浮雕组成，每幅浮雕设计20个左右的人物，人物形象不仅形态各异，还都要和真人一样大小。制作如此大规模、高标准的纪念碑浮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绝非易事，因此有关部门领导起初是建议从苏联聘请雕刻家和工艺师来承制。”曲阳县工艺美术学会秘书长、原《河北雕塑》期刊编辑郭晨峰告诉记者。
请苏联专家进行纪念碑雕刻工作的消息，让曲阳人刘.汉章夜不能寐。几天后，对家乡雕刻技艺满怀信心的他走进了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办公室，陈述了曲阳雕塑的悠久历史和精湛技艺，建议由曲阳石匠代替苏联专家完成雕刻任务。
刘.汉章告诉薛子正，曲阳石雕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元，已有2000多年历史，曾出现过元代大都石局总管杨琼等雕刻名家。从元大都的建设到明清北京的建造，尤其是北京中轴线上的石作都出自曲阳历代石匠之手。可以说，让曲阳石匠完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刻，从历史文化角度讲，也是一脉相承的。
刘.汉章的介绍让薛子正有些心动。他决定考一考曲阳石匠的工艺水平。他对刘.汉章说，“先找一位石匠来试一试吧。”
就这样，刘.汉章找到了文章开头提到的冉景文。大半辈子为古董商创造财富的冉景文听说是为新中国作贡献，十分高兴，欣然答应下来。
不久，中央美院给冉景文送来一张毛主席照片，请他按照片雕刻一尊毛主席像。冉景文用了20多天时间，便雕刻成一尊毛主席汉白玉半身像。
当刘.汉章把毛主席雕像送给中央美院的曾竹韶(时为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筹备组成员)等艺术家进行评定时，他们都被震惊了：不用雕塑小样和点线机，就能雕刻得如此栩栩如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第一轮考试过关，冉景文将面临更难的考验。他们把冉景文请到中央美院，让其与雕塑专家进行现场比照：先是让一位雕塑家以美院一位后勤工人为模特，精心制作了一尊泥塑头像，然后再让冉景文照着来雕刻，这次是用点线机来完成。
当冉景文再次雕刻出一尊形象逼真的作品时，众多的专家对其出神入化的高超绝技都赞不绝口。曾竹韶曾回忆当时专家们对作品的评论说：忠于原作，有十二分精神。
冉景文的技艺让薛子正为之折服，他正式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提出建议：由曲阳雕刻艺人来承担浮雕雕刻任务。很快，纪念碑兴建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向周恩来总理作了专题汇报。周总理听了汇报后高兴地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理应由人民来雕造。并批示，立即挑选一批技艺精湛的曲阳石匠进京，到中央美院进行培训，同时与雕塑家们交流技艺，做好浮雕雕刻的一切准备工作。
12位曲阳石匠包揽关键雕刻工作
1952年10月，中央美院来了一批特殊的学生。他们是即将承担纪念碑浮雕雕刻工作、被选入中央美院雕塑系进修的12名曲阳石匠。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者之一的彦涵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52年至1955年，从曲阳、武强、青岛、苏州等地招集252名石匠进京，分10个组，武强、青岛、苏州的石匠负责装饰花纹等，而最为关键的浮雕雕刻工作则由曲阳石匠负责。
韩振书用了十几年时间，终于查清了这12位曲阳石匠的名字，他们是：冉景文、刘润芳、刘秉杰、曹学静、王二生、高生元、刘志杰、刘兰星、王胜杰、杨志卿、杨志全、刘志清。
在曲阳，至今承袭祖业的杨志卿之孙杨二川告诉记者，第一批被选去的这12人，几乎都是当时曲阳最高水平的石匠，彼此多是师兄弟关系，年富力强、技艺精湛。其中杨志卿的年龄最大，时年56岁。
“这批石匠从小就学习中国传统雕刻，已经从师父那里学到单凭眼力就能雕刻的硬功夫。但中国传统雕刻以圆雕为主，而此次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过程中以浮雕为主，需要结合中西雕刻技法，才能达到更佳的艺术效果，这些来自民间的雕刻艺人对西方雕刻技艺却并不了解，而且他们也没有形成较统一的雕刻风格，会对纪念碑浮雕的整体效果产生不利影响。基于以上考虑，这些曲阳雕刻艺人先是被安排到中央美院统一接受培训。而培训的关键，就是怎样正确使用点线机。”韩振书介绍。
12人中的刘秉杰生前在接受韩振书采访时曾回忆，到中央美院后，是雕塑名家刘开渠等亲自为他们授课。授课的主要内容是：雕塑的基本理论、正确使用点线机、如何再现雕塑家原创的意图等。
曲阳石匠历来是由师父口传心授，这样系统进行理论学习还是第一次。在大师们的悉心指导下，这些土生土长的曲阳民间雕刻艺人很快掌握了诸多专业雕刻理论与技巧，也学会了使用点线机等先进工具。同时，雕塑大师们还拿出自己的人像雕塑作品，让他们反复试刻。经过一年多的培训，他们终于被确定担任纪念碑浮雕的主雕任务。
“为保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雕刻工作顺利进行，在雕刻工程正式开始时，又从曲阳选调了近百名雕刻高手担任浮雕的助雕任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承担了月台栏板的雕刻和安装任务。”韩振书告诉记者，“如今，我们已经无法调查核对出这一批石匠全部姓名，现有记载中包括：冉立根、刘占祥、刘玉昆、刘志丰(以上人员后来成为浮雕的骨干)，刘作梅、刘志惠、高五彦、曹邦玉、刘东魁、刘东元等。”
对于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工作，后任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厂长的李桢祥曾回忆：“曲阳石匠1953年初先后来到工地，主要负责纪念碑的浮雕工作，当然，他们也都参与了纪念碑工程的其他石料加工工作。”
纪念碑浮雕工作要求万无一失。据韩振书介绍，雕塑家们必须先用泥塑进行雕刻工作，具体流程是：1955年下半年，根据画稿完成二分之一大小的泥塑定稿;1956年春做与石刻浮雕等大的泥塑放大稿，人物基本与真人等大;1957年泥塑翻制成石膏模型，曲阳石匠依石膏模型雕刻汉白玉浮雕。
那时候的天安门广场，无论酷暑严寒，雨淋风刮，总能看到一群来自曲阳的石匠们在精雕细琢。
杨二川告诉记者，爷爷杨志卿参加浮雕雕刻工作的那几年里，基本很少回家。
“就算回来，待不了几天就又走了。”杨二川至今还记得爷爷给他讲述的发生在建筑工地上的故事：“石匠们在工地上不干别的，除了雕刻就是互相讨论切磋，有时候几乎成了‘吵架’，白天吵了晚上吵——只想把浮雕做到完美。”
事实上，不止杨志卿，每位参与雕刻工作的石匠都有一段对技艺精益求精的故事。冉景文的妻子曾这样回忆：“他是把心沉入雕刻艺术的人，他的创作室在东屋，在他创作时连我们家人都不能进去打扰他。”
直到年逾八旬时，刘秉杰仍然难忘周总理去施工现场视察的那一天：那年隆冬，周总理在施工现场看到曲阳石匠们在冰天雪地里作业十分辛苦，当场指示指挥部领导在工地四周搭建起高大席棚，冬天挡风、夏天遮阳。
“总理视察时，看到我的手冻裂了，口子处在流血，立即指示指挥部为石匠们每人每天供应2两白酒，以驱寒解乏，并要求每天下午必须按时发放，一定要看着我们把酒喝下去。周总理还握住我的手说，‘英雄们创造了历史，雕刻家们创造英雄，你们的双手在雕刻历史呀!一定要雕好。’”
1958年4月，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建成。曲阳石匠们用自己的双手，把历史定格在一幅幅浮雕之上。
纪念碑浮雕创造世界级“三绝”
“今天，从建碑开始就在这里艰苦劳动的雕刻工人们在一大块浮雕上面做完最后一遍修饰。负责领导纪念碑美术设计的雕塑家刘开渠和纪念碑工地负责人贾国卿，在精心作最后一遍修饰。他们介绍说，据地质学家化验证明，这些浮雕至少能耐800年至1000年。”
这是1958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的一则消息《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天建成》。同年5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人民英雄纪念碑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更主要的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其通过生动的浮雕，使后人了解到近百年来人民英雄创造的血与火的历史。浮雕客观地评价了历史，歌颂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永恒的主题。”韩振书介绍。
纪念碑浮雕设计稿中“武昌起义”的创作者、雕塑艺术大师傅天仇曾说，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造了世界级“三绝”：
——这座国家级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在开国大典之前举行，实属罕见，称为一绝;
——在纪念碑浮雕工程完成二分之一时，停工三天，组织数万群众观摩并提意见，然后将意见集中后再进行完善与修改，而如此大规模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这可谓是世界首创，此为第二绝;
——在纪念碑即将落成时，前往参观瞻仰的群众每天达十万人次，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这是第三绝。
“今天所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不是先建成天安门广场再进行设计的，而是根据未来广场可能达到的规模来设计的。这在世界广场建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作者、中央美院教授殷双喜如是说。
“历朝历代，曲阳石匠在神州大地上不知雕刻了多少惊世之作，但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石匠们，虽然名字也没有留在碑石上，可我却觉得应该趁着知情人还在，一定要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下来。”韩振书这样说起自己调查研究的初衷。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十大建筑”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怀着曲阳艺人们，人民英雄纪念碑完工后，他亲自发出指示：“曲阳石匠是国家的宝贝，他们和外国雕刻家相比，毫不逊色，应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要把他们留下来。”
“在周总理的具体关怀下，以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工程的百余名曲阳石匠为骨干力量，成立了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简称北雕)。由此造就了新中国第一代雕刻艺术队伍的骨干力量，也为曲阳雕刻艺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韩振书介绍，这些曲阳石匠的后辈，有的后来接班进入北雕，至今仍有许多人从事雕刻艺术事业。而令曲阳石雕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结缘的冉景文，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一年后的1959年病故。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向国庆献礼，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北京建设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11月正式开工。
在当时家喻户晓的北京市十大建筑分别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在同一建筑内，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已被拆除，现已重建)、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和北京工人体育场。
为了首都十大建筑石料的需要，在曲阳黄山脚下建立了大理石厂，开凿曲阳汉白玉，开采出的石料则运往厂里，由曲阳的石匠们精心雕刻，再将成品运往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军事博物馆……
“在雕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后留在北雕的曲阳石匠，同样投入到北京十大建筑工程任务中。刘益民任北雕研究花纹雕刻组负责人，他在形式上融会了中国古代雕刻和现代雕刻的表现手法，经他设计、加工的‘人民大会堂柱础’，富有气势。刘志丰则精通石雕的安装施工，人民大会堂的各种石雕装饰的安装施工由他负责完成……”韩振书说。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这些曲阳石匠，又承担了广州“五羊雕塑”、1970年天安门重建、毛主席纪念堂雕像等多个重大雕刻任务。
以雕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为契机，曲阳雕塑艺术也开始走向了振兴之路。
1958年，曲阳县羊平黄山高级社副业股成立雕刻班，雕刻班后扩建为县大理石厂。自上世纪60年代起，曲阳许多地方都陆续开设雕刻学习班，培养出了大批学以致用的雕刻艺人。
改革开放后，曲阳石雕迎来了新的繁荣，技术传承不息。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雕刻的刘东元培养出卢进桥、甄彦苍、安荣杰等雕刻名家，他们又收了众多弟子、开办多家石雕厂。在刘润芳和王二生的老家西羊平、南故张村，至今石雕林立、石头塞巷。
据介绍，目前，曲阳县共有雕刻企业2300余家，从业人员10万余人，雕刻业总产值达到50亿元，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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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韩振书的调查研究，根据叙述年代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东侧顺时针开始，转南而至西、至北，浮雕的主创者、雕刻者依次是：
东面：
第一幅，虎门销烟
主创者：曾竹韶主雕者：杨志卿;
第二幅，金田起义
主创者：王丙召主雕者：刘兰星;
南面：
第三幅，武昌起义
主创者：傅天仇主雕者：杨志全;
第四幅，五四运动
主创者：滑田友主雕者：刘秉杰;
第五幅，五卅运动
主创者：王临乙主雕者：曹学静;
西面：
第六幅，南昌起义
主创者：肖传玖主雕者：高生元;
第七幅，抗日游击战争
主创者：张松鹤主雕者：刘志杰;
北面：
第八幅，支援前线
主创者：刘开渠主雕者：王胜杰;
第九幅，胜利渡长江
主创者：刘开渠主雕者：冉景文;
第十幅，欢迎人民解放军
主创者：刘开渠主雕者：刘志清(刘润芳被任命为雕刻组组长，王二生任副组长，除负责全盘工作外，还是刘开渠创作的三块浮雕的总主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