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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林迈可赴燕京大学任教，与白求恩同船抵达中国。在华8年，他先后4次到达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第四次到达晋察冀后，他加入到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
从去年开始，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主任吕彤邻从美国各大档案馆收集了数千份西方见证人有关中共抗战的报告，最近她正带领团队整理15卷本的《西方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日文献汇编》，这套书即将于今年底出版。
“西方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敌后抗战”是吕彤邻正在研究的课题，林迈可是研究对象之一。吕彤邻告诉中新社记者，她在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发现不少林迈可撰写的报告，《华北游击战》长达26页。
吕彤邻的另一身份是开国上将吕正操之女。早在抗战期间，其父吕正操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时，便与林迈可熟识。
两家的交往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大哥吕彤羽生于1942年，比林迈可的女儿早出生一个星期，两人当时常在一起玩耍。”吕彤邻说，上世纪90年代，林迈可的外孙女李淑姗在北京任《华尔街日报》驻外记者时，父亲常带他们一起打网球。
吕彤邻说，林迈可在燕京大学期间，常利用英国学者身份，向八路军秘密运送急需的药品、手术器材、技术书籍等重要物资。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日美正式开战。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立即被日本宪兵队看管。林迈可夫妇匆忙出走，在八路军帮助下，进入晋察冀地区，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携子女回英国。
河北省平山县是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腹地，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平山县寨北乡吊里村(当时被称作吊儿村)是林迈可逃出北平后的重要落脚点。在这里他见到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并接受了聂荣臻希望其留下来帮助提高通讯保障能力的请求。
林迈可在其回忆录《默默无名的战争》(The Unknown War:North China 1937-1945)中写道，1942年5月至10月，“在吊儿村，所有外国人都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们把它叫做‘国际饭店’。”
记者近日到吊里村走访时看到，当年的“国际饭店”还在，只是年久失修，无人居住。当地老人还记得这个大鼻子的外国人，86岁的苏英丑说，当时村民们对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甚是好奇，“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围着那些外国人喊，‘大鼻鼻’，其中一个外国人也冲我们喊到，‘你们小鼻鼻’。”
“数那个英国人个子大。”苏英丑说，林迈可看上去神情严肃，穿着八路军军装，胸前挂着相机。
1938年，林迈可特意购买了一架德国制造的蔡司伊康照相机，用它拍下了大量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与战斗的情景。吕彤邻认为，“林迈可这种既是外来者又是当事人的独特视野，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在吕彤邻看来，林迈可是一个好的教育家。他在燕京大学创办导师制并担任经济学导师，导师制深受学生欢迎。在晋察冀时，为提高通讯联络效率，他办起无线电训练班，给技术人员讲授无线电课，制作电台，改装收发报机。“解放后初期，新中国的通讯兵司令与邮电部部长都是林迈可在抗战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
实际上，林迈可在当代中国并不为大众熟知。旅日作家、抗战史研究学者萨苏最近出版了新书《美国记者眼中的八路军：还原震撼的敌后战场》，通过美国记者福尔曼1937年至1944年拍摄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数百张照片，解读二战中神秘的东方战场。
萨苏说，二战期间，像林迈可、福尔曼一样活跃在中国敌后根据地的西方人士还有不少，他们的文字和影像记录是再现敌后战场的重要依据。
“如今是信息社会，我们接触到了更多的资料源，很多不为人知，抑或被忽略的历史正在一点点被揭开。”萨苏说，只有进一步对这些史料进行发掘，才能更大程度上还原一部真实的抗战史。(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