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秀英打工的天津静海县子牙镇以及河北省保定、廊坊一带的村庄，“干塑料”已成为一条巨大的产业链。一些人从“进口商”那里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废塑料，分拣出可回收利用的部分，然后进行粉碎清洗、加工造粒，使之进入下一轮的循环利用。而在巨大经济利益下，一些从业者以“就是钱好”式回答了外界对洋塑料产业的疑问。(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王秀英赖以生存的分捡洋塑料垃圾作坊，是洋塑料泛滥的冰山一角。当众多像王秀英这样靠洋塑料垃圾谋生的劳动者，用损害健康和持续危害生命及环境的代价进行着这样的劳作时，分捡洋塑料垃圾现场的肮脏、恶臭和其背后所造成的危害，岂只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王秀英只是众多从事洋塑料产业中的一员，也只是最底端的一员。而在其上游，有“干塑料”的“倒料”商们，有走私者们，王秀英只是从中获得了极为低微的低端劳动报酬罢了。但这样的报酬显然与其劳动付出以及健康危害要不对等的多。有人对洋塑料垃圾的危害进行询问时，一位工人表示，“别问这个村因洋塑料谁得了病，你得问村里还有谁没得病”，如此这样的回答，足可以映照出洋塑料垃圾危害之大。

　　从王秀英的个案，管窥整个洋垃圾走私、分捡、再生产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整个产业链条有多长。而相关信息显示，美国加州产生的洋塑料垃圾，有70%被运往中国大陆，28%被运往中国香港，只有剩下的2%运往其他地区。倘若加上香港的28%的份额，那么，这么大的份额洋塑料，被运到中国，除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之外，就是一个群体所需要的经济利益了。

　　洋塑料屡禁不止之下，分捡后的洋垃圾最终只能付之一炬，加上清洗洋塑料所产生的废水，洋塑料产业形成了“空气不好、水不好”的恶劣后果。这中间，掺杂着的只是这个群体“就是钱好”的追求，掺杂的是对像汽车等商品的物欲需求。

　　洋塑料垃圾，其中一些成分确实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缺乏必要的监控和管理，有的洋塑料根本一点经济价值都没有，也会在洋塑料的整体打包中被运输进境，随同其进境的则是无穷尽的污染和危害。

　　洋塑料横行之下，是国内环境保护失之于宽的现实。据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对全球企业高管进行的调查，中国环保政策严格程度在全球140个经济体里仅排67位，前后分别是菲律宾和塔吉克斯坦;环保政策执行严格程度全球排63位，前后分别是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

　　洋塑料转移，冠冕堂皇地说，是换取一定的经济资源，苛刻地说则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但这样的分工，显然于个人、于地区具有难以根治的危害。

　　从广东到天津，到河北，到辽宁，洋塑料垃圾一路北上，一路向内地侵蚀，产业链的低端从业者们“供养”着走私商们，而所有的洋塑料垃圾从业者，无一不是为了或大或小的经济利益。当从业者们只是为了钱，而监管者的监督又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时，洋塑料垃圾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唯一根治的方法是，尽快让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长出牙齿”来，不以牺牲环境、牺牲人的健康为代价谋求发展，让海关等相关部门担负起应有的监管责任，真正将洋塑料垃圾拒之于国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