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新闻]今年以来，国内一些地方以农村留守少年为主的未成年人伤人事件多发。少年伤人事件在令人关注的同时也令人困惑：一连串案件背后，往往并不是像成人世界里的刑事案件那样具有仇杀、情杀、财杀等重大缘由，有的甚至仅仅起缘于一群年龄在9至16岁的农村少年“闲来无事打人玩”。

　　人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在这些农村少年的眼里，为何法律与生命是如此轻忽?在拳脚纷飞、砖头高高扬起时，他们的戾气从何而来?本报记者以今年早些时候在河北省西部某地发生的一起少年暴力案件为线索，对农村留守少年的法律意识现状进行了调查。

　　在事发后一个多月里，很多涉事孩子的家长甚至没有去向受害人家长道歉

　　引发柏村小学这起少年伤人事件的起因，仅仅是因为65元钱。

　　柏村小学坐落在柏村西头，沿着村里唯一一条东西方向的柏油马路，东东家开的小卖店位于学校东行100多米处。因是柏村多数孩子上下学必经之地，同班女生兰兰说，有同学曾看到东东向经过的学生要钱。而有次上体育课时，东东还曾扔小石子把同学的头打破了。

　　在东东父亲讲述的版本里，那日，东东从小辉处“拿”到的65元钱，只是孩子“借”来为同学买生日礼物用的。

　　但他承认，听到小辉“告状”后，妻子马上冲到了同学家，找到正在给同学庆祝生日的东东，拉到屋外的墙角便一顿训斥，还禁不住推搡了孩子，“同学应该是看见了”。

　　随后，11个孩子就在东东的带领下对8岁的小辉开始了殴打，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也还有两个月才满14周岁。持续昏迷两天后，小辉最终因“颅脑损伤”在医院里死去。

　　由于涉事孩子均未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打人的孩子们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但这起案件在当地引发的影响却很大。

　　记者见到东东爸爸时，他紧抿着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令他不安的是，直到事发两个月后，原来活泼的儿子除了大小便外，仍几乎不出屋，晚上再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便跟大人一起睡，孩子还要把被子摞成半米高放在身边，说只有这样，才觉得安全……

　　东东家开的小卖店是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除孩子们的零食外，小卖店外墙上，爸爸还用毛笔字标示着鸡蛋、蔬菜、粮油的价格，一墙之隔的休息室里放着一张单人床、一张麻将桌。记者到访时，因是雨天且上午九时不到，并未看到平时小屋里的热闹景象。

　　东东在家排行老二，姐姐早已嫁人，妹妹只有5岁。对于唯一的儿子，东东爸爸否认会格外娇惯，相反，倒因为小卖店生意忙，而对孩子疏于管理平添心中愧疚：“顾不上做饭了，孩子就啃袋方便面，作业什么的也没人辅导，做完就跑出去玩了。”

　　打人的11个孩子中，像东东这样有双亲陪伴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留守儿童问题很突出的地方。虽地处河北省西部，但该县县城房价大致每平方米五六千元，与县城的地位相比，这样的房价显然有些高。当地人解释说，房价系前些年小煤矿兴盛时被抬高所致，但随着国家的集中整治，这里的小煤矿几乎全部被关停，此后，男人们开始到包头、北京、天津等地打工，甚至有不少外来媳妇抛夫弃子离开，家里仅剩老人和孩子一起生活。

　　记者来到另一个涉事孩子兴兴家时，他的爸爸正忙着垒厕所，身上满是飞溅上去的烂泥。出事后，在外地打工的兴兴爸爸赶了回来，这才有时间为家里做些修缮。雨后，沿着院子西边仅有的一条20厘米宽的铺砖小道穿过泥泞的院子，来到兴兴家的土坯屋里，进到东厢房，老式的满布格子的窗户使得屋子光线昏暗，桌下满是凌乱的废弃包装袋。

　　此时，兴兴妈正坐在炕边上陪3岁的小儿子玩。由于丈夫平时不在身边，忙于拉扯小儿子就已经占去这个三十多岁农村妇女的精力，问起大儿子平时的情况，她警觉但又很木讷地看着记者，只张开满是干皮水泡的嘴唇道“挺好”。随后，都是奶奶在一旁帮腔：“孩子平时可听话了。”

　　而另一个参与打人的孩子强强则一直是班长，成绩也总能名列班级前五名，是老师家长眼中的好孩子。因为一直在县城上学，父母认为他根本谈不上与小辉结怨。

　　村里有人看到，当11个孩子从镇上公安机关接受审讯出来时，有个等在门口的家长一把将孩子搂在怀里，“哎呀，可苦了俺孩子了，说，吃什么，咱马上去买。”说到这里，村里许多人也很气愤：孩子闯这么大祸，家长这算什么态度。

　　“人家孩子死了，我们脱不了干系，是得承担责任。”在所有涉事孩子的家长中，强强的父母是答应赔偿“最痛快”并曾向小辉爸爸张千当面致歉的。但事实上，在事发后一个多月里，很多涉事孩子的家长甚至没有去向受害人小辉的家长道歉。

　　大人如何生活，孩子将如何游戏。

　　“当前，农村的自我教育功能正在逐渐弱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雄向记者表示，伴随着社会转型，农村出现的空心化使人群的构成体系遭到了破坏，农村长时期基于熟人社会形成的村俗民约受到冲击，这其中“三观未定”的孩子，受到的影响又远远超过了成人。

　　“儿童的问题，往往是父母‘制造’。儿童在模仿中成长，他们的许多言行实际上是在父母身上习得的，打人的孩子往往也经常遭家长打骂。”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小学心理教育专家、南京市扬子第二小学校长潘月俊认为这并非是家长的偶然为之，而是其教育意识和能力不足的集中体现。在今天的农村，这种“揍一顿、骂一通”，出了事又百般护短的教育方式是普遍现象。

　　因为“课本上几乎不涉及法律知识”，张琴只能用最通俗的“杀人偿命说”来“吓唬”孩子们不要打架斗殴

　　小辉被殴打致死后，虽然正值假期，柏村小学还是将家长和学生召集到操场开了会。对开会内容，许多家长说因为“喇叭刺啦啦响”，并没听太清，“大致是讲点儿法律知识，镇派出所民警讲的。”

　　“当前我们的小学教育中，生命意识教育缺失，法律意识教育也处于边缘地带。”在邻镇一所乡村小学担任班主任的张琴，对此有切身体会，因为“课本上几乎不涉及法律知识”，每次开班会或放假前讲注意事项，除了叮嘱学生“防火防雷电防水等”，她只能用最通俗的“杀人偿命说”来“吓唬”孩子们不要打架斗殴。

　　2007年，柏村小学因撤点并校成为一所寄宿制学校。根据规定，除本村学生外，其他村子的学生自3年级起便需住校。11个参与群殴的孩子中，除东东是柏村本村学生，另有一人在县城上学外，其余9个孩子都是住校生。

　　每到周五下午放学和周一早上上学，柏村小学门口都会挤满接送孩子的家长。3年级便开始寄宿生活的孩子们每周平均只有三个晚上住在家里。而在张琴任职的学校，有些家长觉得路不好走或者认为孩子在学校有人照看放心，十几个一、二年级的孩子竟也寄宿在学校。“孩子实在太小，晚上有的孩子睡迷糊了，站起来就往别人床上撒尿。”

　　被问起喜欢住校还是喜欢在家，张琴学校六年级的刘军立刻眼圈泛红，他小声说：在学校每天晚上都要固定上晚自习，但在家里写完作业了还能和爸爸下军棋玩。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初中寄宿生活，听惯了同学抱怨的兰兰显得很没信心：“他们说一天三顿几乎都是一种菜……”

　　“老师要扮演高水平父母的角色。”在邻县一所搞得不错的寄宿制小学采访时，校长张志的话至今仍令记者印象深刻。他感慨，碍于目前家长的教育水平和农村空心化的现实，“农村孩子从现实生活里感受到的正能量太少了”。

　　身为心理老师和小学校长，潘月俊认为“对于如何辅导成长中的青少年，许多家长根本不知道”，因此现实中，学校还肩负着教育家长的职责。

　　“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是亡羊补牢的事情。在学校里，最淘气的孩子可能易受关注，但潜在的受害者、追随者同样需要关注，比如受害者通常会表现出自卑、胆怯、懦弱，如果及早发现本可以及时预防。”

　　在这个悲剧里，遇害者小辉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在柏村几乎人人都知道，8岁的小辉是个被母亲抛弃的孩子。4岁时，小辉曾被母亲带到县城生活，并在那里上了两年幼儿园。照片上，胖嘟嘟的小辉抹着红脸蛋，眉心点着红点表演节目，白白的牙齿映衬着一张笑脸。但两年后的一天，当妈妈不知何故愤怒地将衣架甩到小辉脸上，告诉孩子不想再把他带在身边后，父亲张千与儿子一路哭着从县城回到了柏村。其后，由于张千外出打工，小辉只能与年迈的姥爷相依为命。

　　事后大人们才了解到，因为想要回65元钱而与东东“结下梁子”后，小辉吓得不敢去学校，在村里的一处秸秆垛里躲了一周。

　　“他也不跟别人说，按点儿出门，按点儿回家。”令张千无法释怀的是，孩子没上学一周后，学校老师才派学生来家打听，甚至既未仔细询问孩子原因，也未通知他本人。

　　“农村的心理健康教育缺意识更缺师资，几乎是空白。”因为每年都要参与南京市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潘月俊对农村心理健康教育不足颇为了解，他一一列举着存在的意识不足和人员匮乏问题：教师只关注成绩优秀学生，忽视差生、忽视预防;多数学校从事心理教育的是未受过专业培训仅凭热情在做的兼职教师，“甚至干脆没有”。虽然2002年教育部便出台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并于2012年又做了修改，但据潘月俊了解，在农村“心理健康教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基本不要，完全没有实现遵循纲要原则的制度化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