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兰 资料片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条。玉兰最赞赏的信条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8月20日下午，吕玉兰的丈夫、已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江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一件往事。

　　1981年9月1日晚，吕玉兰即将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对我说，这次去北京，准备向上反映一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劝她，现在国家正在推行生产责任制，从上到下都是对生产责任制的赞扬声，你这时候去谈一些问题，合适吗?”

　　“俺不管那些，该说的就说!”江山回忆，当时吕玉兰习惯性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说：“俺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如果责任制有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

　　吕玉兰到北京后，果然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她的发言，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在这次会议的第7号简报上，吕玉兰提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应是更多了”的意见，被放在了第一条。

　　“玉兰为人处世的最大特点，就是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熟悉吕玉兰的人都如是说。

　　1981年9月，按照组织安排，吕玉兰从河北省委调任正定县委副书记。面对职务的变动，她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安排，很快同县委一班人打成一片。

　　“玉兰来正定的当天，就借了别人一辆自行车骑着下乡去了。”程宝怀回忆说，当时，由于粮食征购任务重，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种植结构单一，农民收入水平低，形成了典型的“高产穷县”现象。县委一班人很快达成共识：高征购必须及时纠正。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反映问题，大家却有不同意见。

　　“当时刚到正定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和吕玉兰同志都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正定的现状，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程宝怀说，习近平同志和吕玉兰同志不畏困难，多次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多万斤，给正定人民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愈是求真务实，愈能眼光放远、开拓创新。

　　提起正定荣国府，许多人耳熟能详。今天，荣国府就好比正定旅游业的“聚宝盆”。而荣国府能够顺利建成，也包含着吕玉兰的“一言之功”。

　　作为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正定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正定县把这个项目拉了过来。原计划用几十万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了。后来，习近平同志考虑到不如着眼长远，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推动旅游业发展。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不少干部因为思想不够解放，担心投资难以收回，对此心存疑虑。

　　这时，恰逢吕玉兰从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回来，习近平同志便和程宝怀同志去征求她的意见。吕玉兰说，县委抓得及时、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时她还利用回来的短暂时间，积极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吕玉兰的支持下，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使正定县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时期。

　　看准了就大干，看不准搞试验——这是吕玉兰多年的工作准则。

　　1970年，她在东留善固村建立试验农场，光小麦品种就种了20多种。通过对比试验后在大田推广，逐步把全村农作物改换成了优良品种。任临西县委书记时，她提出“层层搭梯子，生产步步高”。县委抓住44个在自然条件和生产发展上各有特点的先进单位作为“梯子”，很快出现了“一面红旗带一片，多面红旗带全县”的生动局面。

　　正定县原副县长何玉记得，当年，正定县委决定把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营作为正定经济腾飞的突破口。吕玉兰主动提出由自己负责多种经营工作。“玉兰在城关公社西北街大队开展庭院经济试点，指导农民利用房前屋后养花、养鱼，搞手工加工项目，并召开现场会，让大家受到启发：就在人们眼皮子底下的正定城关，农民照样能够依靠多种经营发家致富。”

　　“凡是为群众服务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头”

　　在东留善固村南，有一座吕玉兰纪念馆。东留善固村党委副书记冯占臣说，纪念馆是应村民的强烈要求而建，“这是‘老书记’永远活在东留善固群众心中的一种象征。”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要做个好当家人，让大伙儿一直记在心底，那可不容易啊!”曾担任村干部、和吕玉兰共事15年的杨建文告诉记者，别看吕玉兰干事业泼泼辣辣、风风火火，但心细着呢。她总是说，“凡是为群众服务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头。”

　　当年，村里有位叫孙文礼的孤寡老人，平时不洗脸，不叠被子，不刷锅碗，两间房里积满了灰尘也从不打扫，总感觉生活没啥意思。

　　为了让老人感到温暖，逢年过节，吕玉兰都要带着全体干部去他家打扫卫生。

　　有一年的春节前，吕玉兰和村干部们帮孙文礼家大扫除后，他说什么也要留大家吃饭。

　　其他人都走了，唯独吕玉兰留了下来。她帮老人点火做饭，饭做好后，喝了一碗粥——她以为是红薯面的，可老人说是玉米面的。原来，因为他家的面缸常年不盖，里面落满了灰尘，熬的粥成了黑红色。

　　事后，好多人不相信，孙文礼家的饭吕玉兰也吃得下。吕玉兰说：“群众的饭我一般不吃，可孙大爷家的饭我得留下来吃，而且我吃得很香，因为这是连心饭。”

　　“玉兰真看得起我这个糟老头子啊!”这之后，孙文礼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改变了很多。为了让老人生活有着落，吕玉兰和村干部们商量后，安排他到林场看门、喂鸡。老人最终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他多次对人讲：“多亏了玉兰这好闺女呀!”

　　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吕玉兰总是喜欢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要求和建议。

　　担任临西县委书记期间，她提出“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县委常委们带领县直机关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到农业生产一线，分别蹲点在170多个生产大队，同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针对少数干部“身子在点心不在点”的情况，她要求干部，“不做浮在水面上的葫芦，要做沉到水底的秤砣”，使扎扎实实下基层成为临西县干部的一种风气。

　　在正定工作期间，她提出“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也就是面向全县，胸怀全局，不论哪方面的情况、哪方面的反映都要听、都要看，回来以后再分门别类加以分析研究，而后将有关情况向其他同志反映，分头解决、落实。

　　“有一回，玉兰同我讨论如何对待分工以外的事。原来，她下基层时，并不完全按照工作分工去了解情况，而是什么都问、什么都记，甚至外部门的事，她也要管。”江山对记者讲述了一件吕玉兰任省农业厅副厅长时“管得宽”的事。

　　那是吕玉兰在邯郸调研时，听说不少榆树生了榆叶甲虫，大片榆叶被吃光，致使树木死亡，就掏出笔记本，详细记录了这一情况。跟随她调研的省农业厅同志提醒说：“树木虫害归林业部门管，咱们就别再问了。”吕玉兰说：“如果不抓紧治理，林业受了害，农业也会受影响。咱们管不了，可以向林业厅反映嘛!”

　　“玉兰曾向我谈到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她说，领导就是服务，就是要联系群众。到了下边，见农民有困难，工作有问题，因为分工就绕着走，不去管，她不忍心!”江山告诉记者，一些接触过吕玉兰的县乡干部跟他说，他们不论反映基层哪一方面的困难，吕玉兰都耐心听，而且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

　　临西县原县长宗振荣，至今对吕玉兰“吃饭时调研工作”的事记忆犹新。

　　“在机关吃饭的时候，她每次都端着碗串门，宣传部、组织部，她挨着串，这顿在这里，下顿就去那边了，边吃边聊。就这样，获得了许多平时根本了解不到的情况。”宗振荣说，那时吕玉兰还不让机关的人喊她“吕书记”，而是直接喊她“玉兰”，就连村干部也都这样称呼她。“群众说她当官不像官，她就这样和群众打成一片。”

　　1971年，吕玉兰到省委工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兼任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省委工作人员冀平说：“她跟我讲，她不是认为兼着支部书记，东留善固会发展得多么好，也不是对后来的人不放心。她是觉得自己到了省领导这么一个位子上，还在村里兼个职，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时刻想着群众。一到田间地头，一到群众中间，我就能看到自己那种幸福、那种轻松、那种热爱、那种自如。”

　　“凡是集体的东西，咱一点也不能沾”

　　走在东留善固村，规划整齐、干净整洁的街道和房屋，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条主大街宽18米，四条东西街各宽10米，还有22条胡同也都8米宽，这都是我们‘老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找人规划设计的。”吕廷祥告诉记者。

　　说起当年建新农村的事儿，村里的老干部孙文德有一肚子话要说。他介绍道，1976年，村里开始搞新农村建设，每年冬天，由生产队组织男女老少，拆旧房盖新房。拆房、盖房都记工分，年终分配时，再扣除盖房用的工分和檩条等物占款。吕玉兰家的房子是最后盖的，需25根檩条，除旧房的檩条全部用上外，还缺15根。这时有人说，树都是玉兰操持栽的，现在都成材了，都是玉兰的功劳，应该让玉兰挑最好的用，别使拆下来的旧檩条了，直接给25根新的。“玉兰姐听说后坚决不同意，说不能搞特殊，多占集体便宜。1980年年终分配时，她的拆盖房用工、檩条等物占款全部从分配中扣回集体。”

　　采访中，一些老党员、老干部告诉记者，当年村里也曾有人反对过玉兰。

　　“为啥他们反对玉兰?因为他们图的是个人自家的利益，要搞多吃多占。玉兰想的是国家、集体和大伙儿的利益，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而且，她是个旗帜鲜明的人，不但自己不贪不占，还坚决反对别人这样干。”

　　1963年9月，大水刚过，由国家调拨的大批救灾物资不断运下乡来。一天，队干部们拆开大包，这个拿件单的，那个拣件棉的。他们一边拣，一边还不忘上身试试。这个说：“这件俺穿着正合体。”那个说：“这件像给俺做的。”救灾衣物东一件、西一件，摊得满地都是。

　　吕玉兰从外边走进院里，望着这情景，还以为他们是往下分配呢，就说：“还没研究哩，怎么就分开啦?”

　　话音没落，一个队干部冲着她说：“玉兰，你穿鞋子费，特意给你留了两双皮鞋，可好哩!就在那个纸盒子里，你试试。”

　　吕玉兰这才明白，他们都是为自己挑的。她看都没看那个纸盒，立即大声说：“多好的皮鞋，俺也不要。救灾物资，应该先分给最需要的群众。当干部的，谁也不许先挑先拣。挑了衣裳的，赶快放回去，重新分配!”

　　听她这一说，尽管有人不大乐意，大家还是把已经挑到手的衣物都放了回去。

　　吕玉兰不但严格自律、严格要求班子成员，而且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友。

　　村里的老人告诉记者，有一回，玉兰的父亲见树林里落叶很多，就搂了一大筐，用自行车驮回家，准备用来烧火做饭。玉兰回家看到树叶，问明了情况，非让父亲把树叶给队里送回去。

　　父亲说：“树林里叶子那么多，搂筐叶子算个啥?”

　　吕玉兰坚决地说：“不管是一筐还是一片，凡是集体的东西，咱一点也不能沾!”

　　不光不沾，还要倒贴。几十年间，吕玉兰当干部，出差贴路费，上级来人在家吃饭贴饭菜，卖掉家里的猪仔贴给村小学买桌板……于是，人们送给吕玉兰一个外号——“赔本干部”。

　　“我当大队会计那些年，所经手的账上，玉兰姐没有借支过一分钱，也没有报销过一分钱。”孙文德说，东留善固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可以说是吕玉兰用甘于吃苦、吃亏、吃屈的“三吃”精神换来的。

　　一尘不染、廉洁奉公，不论在村里、县上，还是在省委和省农业厅工作期间，吕玉兰都做到了这一点。

　　在吕玉兰的遗物中，有一张中捷农场服装加工厂开具的150元钱的收费单。原来，吕玉兰1988年出访法国时，在中捷农场做了两件衣服。她问：“多少钱啊?”农场领导说：“玉兰，你给我们农场办了那么多事情，出国做两件衣服，还能要你的钱啊!”吕玉兰拒绝道：“如果不要钱，俺就不在你这儿做了。咱们领导干部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俺在这儿做衣服要交钱，就是别的领导，包括你们农场领导在这儿做衣服，也要交钱。”

　　正定县委办公室原工作人员贾俊华回忆说，吕玉兰在正定工作时，出门回来晚了偶尔在县招待所就餐，或者上级来人她陪餐时，都让记上账。“她到河北农大学习后，也就是1982年10月份，我把工资交给她，她又立即退给我30元钱及一些粮票，让我抽空到县招待所把吃饭欠的账给还了。我说县领导整天忙忙碌碌，为县里办事，吃几顿饭，还算什么账?她马上严肃地说，这是规定，不能马虎。”看吕玉兰如此认真，贾俊华不敢再说什么，乖乖地拿着钱和粮票去了。当她把交款单和剩余的钱还给吕玉兰时，吕玉兰瞅着她笑了，说：“这就对了。”

　　吕玉兰为什么对自己这样严苛呢?首先发表于1966年6月14日的河北日报，而后被多家媒体转载的吕玉兰的文章《十个为什么?》给出了答案。文中写道——

　　有的说：“咳!当干部没落头。”我不理解这话。我们天天说为人民服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真为人民服务还找什么“落头”呢?其实当干部赔本的思想，说穿了，就是因为有找“落头”的思想作怪。

　　这朴实的话语，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荡涤灵魂，让人感觉那样珍贵。

　　1993年3月31日，53岁的吕玉兰因脑血栓等病复发，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她走了，但她又何曾离开过这个世界呢?

　　在东留善固村，弘扬玉兰精神，把村庄建设得更美好，是村“两委”班子坚持不懈的追求。昔日闻名遐迩的东留善固，今天更像一颗镶嵌在冀南平原上的明珠，熠熠生辉。

　　多年来，临西县大力传承弘扬玉兰精神，引导全县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干事创业为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该县持续开展了“远学焦裕禄，近学吕玉兰”、“争做玉兰式好党员、好干部”等主题活动，围绕招商引资、城镇建设、高效农业等重点工作，“学玉兰、比玉兰、做玉兰”。

　　在省图书馆原党组书记李福生老人的书桌上，摆放着一张吕玉兰的照片。当年，他曾随省创作组在东留善固驻村3年，耳闻目睹了吕玉兰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被玉兰精神深深感动。他回省城后，虽然变换了4个单位，可不管调到哪里，都把这张吕玉兰的照片摆在案头激励自己，并经常向同事介绍吕玉兰的感人事迹。他本人曾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劳动模范称号，被省直工委评为省直十佳优秀人民公仆。

　　东留善固村吕玉兰纪念馆，吸引着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8月16日，记者在这里遇到了67岁的张桂芳老人。他们一大家子、十多口人，刚刚参观完纪念馆展厅，在纪念馆门前的吕玉兰雕像旁照了合影。“我年轻时没少受‘铁姑娘’的激励，所以这次特意带着家人来这里看一看，感觉很受教育。我觉得吕玉兰的精神今天没有过时，明天也不会过时。实现中国梦，依然需要弘扬玉兰精神啊!”

　　其时，一阵风吹过，院中苍翠的玉兰树飒飒作响，仿佛在深情地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