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一个人理解另一个人是有难度的，尤其是弘一大师这样的人。在我阅读的书籍里，介绍大师时，不忘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富传奇色彩”之后，添加一句“颇有争议的人物”。这让我很是迷惑不解。我不知道大师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让后人有如此褒贬?如果是因为私生活，那实属不应该。大师在二十八岁那年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相知了美术模特，后带她回国。这段爱情，即使现在人说起，也无可厚非，毕竟大师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爱情，他与妻子俞氏是母亲在他十八岁那年订下，二十岁时，母亲包办他与俞完婚的包办婚姻。我很纳闷，国人怎么一说起婚姻，就一个个像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恨不得把大师钉在耻辱柱上呢?

　　众人非议的还是大师的皈依，坊间说大师出家是为了躲避与两个妻子的感情纠葛。以当时大师在俗世的家庭背景，纳一两个妾氏，算不了什么。假如有着名人效应的大师感觉难为情，甚至可以选择与日本妻子浪迹天涯;到了日本如果实在想亲近佛法，还可以进日本的寺院(那里的寺院允许携带妻子出家修行)。

　　我经过反复研究，大师遁入空门是看破、放下的结果。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品德，处事的方式，做人态度。早在大师八、九岁时，有位姓刘的乳母常常教他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有一首为“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强，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大师十五岁，读《左传》和《汉史精华录》等，就理解“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繁华尽头是悲哀”的意境，就是大人，乃至黄土埋到半截身子的人，又有几人能领悟这其中道理?职场上你争我斗，尔虞我诈，为了一点的蝇头小利，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的人比比皆是。这些或许冥冥之中注定了大师将来会看破、放下，跳出红尘之外，去做了一个大智者。

　　大师在皈依之前，已经在家拜佛，但他内心是向往出家的。终于在三十八岁那年，因了知己夏丏尊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率真的李叔同就跑到杭州虎跑寺落发成僧，取名演音，号弘一，从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一个地地道道的苦行僧孤旅。

　　令我感叹的是大师三十八岁，一个正处于人生的黄金阶段，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教育教学，他都在巅峰上。可他依然出家了，从此，俗世中少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佛门中多了一个忠实的信徒。佛家在中国有多种流派，律宗是华严宗、净土宗、密宗等其他佛教宗派中对出家人要求最严格的。弘一大师偏偏就选择了律法严格的律宗，他身上穿着僧袍浑身上下达两百多个补丁，都是自己亲手一针一线缝补的;还有脚下的那双鞋，还是刚出家时准备的，一穿就是十五年。

　　如果有人企图给大师加上“不爱国”的罪名，更是荒唐。要知道十九岁时的李叔同曾经做出过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的回应，谱写过《祖国歌》，还和同学们肩扛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国人抵制日货、劝用国货。“七七事变”后，身为僧人的弘一大师看到百姓因战争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不顾自己身体孱弱，把本该用到自己身上的珍贵药品，留给了伤员。他还吩咐寺院当家的把粮食省下，腾出禅房，接受难民，不仅如此，还拿出夏丐尊送给他从美国带回的白金水晶眼镜，请人当掉，给伤员换粮食......

　　这天，在天津的李叔同纪念馆里，我考虑到纪念馆是有自己的馆规的，没有走进去，用相机拍下了大师的塑像后，走出来，和福建泉州的、东北漠河的参观者在长椅上小坐一会，相约明早再来。

　　我的文友，也是出生自天津的女作家笨小暖是去年皈依的，皈依前是法师有对话的：

　　问：你是风吗?

　　答：不，我不是风。

　　问：你是树吗?

　　答：不，我也不是树。

　　问：你是一只铅笔?一张草稿纸?

　　答：不，我不是铅笔，不是草稿纸。

　　问：或者你是一块橡皮?

　　答：不，我更不是一块橡皮。我也曾渴望自己是一块橡皮。可我不是我几乎什么都不是。

　　问：守在同一个地方，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你都做了什么?

　　答：念佛。念佛。除此以外，我什么也没做。我没有可做的。

　　问：只有念佛?

　　答：是的，只有念佛，念佛是唯一，是生命。

　　问：原来你如此卑微?

　　答：是的，我卑微，我爱卑微。 我以无尽的卑微，担当一切。我不知李大师当年到杭州虎跑寺落发成僧的时候，与寺院的方丈是否有过一次惊动人心的对话。这是大师的秘密，也是寺院的秘密，不是我作为一个业余的研究者所能知道的。我所能知道的是，大师无论是皈依后，还是皈依前，他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担当的人，一个远离人性恶的人，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

　　原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对李叔同大师一生，给予了很中肯的评价：“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不管世人怎么评价李叔同，评价弘一大师，他都听不到了，也不屑于去听愚钝人的叽叽咕咕。大师的生命年轮永远地刻在了六十三岁。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不断地离别，一些人出生了，一些人逝世了，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生，也没有永恒的消失。“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着”(臧克家的诗)。李叔同(弘一大师)已经圆寂了，但是，他所作的《送别》还是经久不衰地被人们传唱，一九一三年成为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谱的校歌，如今被更名后的南京大学仍然延用。

　　中国漫画之父丰子恺是李叔同大师的得意弟子，他和人编撰《中华民国五十曲》，收入恩师李叔同在俗时歌曲十三首。丰子恺在序言中曾说：“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们所知，中国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

　　我们，我们的世界，总有一天会消失的，那个时候，大师的《送别》会更加珍贵。
 

　　郭连莹读评：在韩冬红创作《放下，等于重生》这篇散文的初期，我对她说：人物散文不好写，稍不留神就写成了“先进事迹材料”;写李叔同的文字很多，写出新意很难。当看了她刊发在《邯郸文学》上的此文之后，感觉到可圈点处甚多，从中也看到了作者的用心经营，也打消了我最初的顾虑。这样一个大架构的题材，韩冬红收放自如，且不乏感悟与新意，文字中洋溢着“舍”与“得”之辩证思考与禅悟心得，寓含着淡淡的“不可言说的禅意”。掩卷沉思，我们关于弘一法师的迷茫与混沌，似乎慢慢清晰起来，像有一轮明月，照亮眼前的世界。

　　找准切入点，营构属于自己的叙事空间。面对李叔同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坐标”，可谓体系庞杂，枝繁叶茂，很难找到进入的路径。韩冬红从拜访李叔同故居切入，因“错过了纪念馆开放时间”不得入而入，很自然地引领读者踏访寻芳，诉说自己与大师的渊源情结，进而走进大师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她仿佛是一位“导游”，“我”时时处处出现在大师身边，删繁就简，简明扼要地让读者了解“我”对大师的认知，且纲举目张，构筑了一个打破时空的立体的叙事空间结构。作者把人物和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彰显人物的精神实质。《送别》反复出现，丰富一种复杂的情感，烘托和制造一种别样的叙事氛围。文章的语言散淡、随意、自然，看似不事雕饰，却处处匠心独具，在拉家常中把人物写得很活泛，朴实的文字却很有情感，像淡淡的水墨丹青，别有韵味和气象。他在既定的事实中增添一些合理的想象细节，生动、活泛，“穿过假山来到坐北朝南的弘一大师坐姿塑像前，那一刻，我大脑里霎间出现一幅图画：丰子恺给恩师一把藤椅，而弘一大师轻轻地摇晃藤椅数次后，才躬身入座，他担心自己坐下去，会压死藤条中的小虫……”话语不多，却彰显了李叔同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

　　在历史文化散文中，有了发现，便多了一些审美情趣和审智思考。尽管关于李叔同的资料、传说很多，作者却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在《放下，等于重生》中，韩冬红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关于弘一法师的奇闻逸事上，而是对李叔同的内心轨迹进行追寻，对他华丽转身，皈依佛门的突然“放下”进行了深深的追问。那个著述《四分律比丘戎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谱写《送别》《祖国歌》的李叔同，作为一个带着体温的大慈大悲的个人，当别人把他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时，韩冬红却不认可，在她眼里，弘一法师是“看破、放下，跳出红尘之外，去做了一个大智者”的大师，他用自己的善行、义举在历史的裂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他虽然死了，在作者心里却“永远活着”，得以“重生”。和历史考证所不同的是，当下的散文写作面对历史时所匮乏的正是发现和理解。一个散文家笔下面对的往往是庞大浩如烟海的历史，必然得学会“取舍”，进而舍而复得。韩冬红就是从一条细小的缝隙进入，以个人的姿态与历史对话，将自身的力量集中起来，通达一个文学的世界，让弘一法师“放下”，然后“重生”。

　　在《送别》的袅袅余音中送别一代大师，别意绵绵。赵朴初先生对李叔同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是啊，弘一法师去了，繁华落尽，都归于佛道归于空寂。但他渊博的学问、高洁的品德，与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在世人心中就像一轮明月在天空照耀着你我前行……

　　人生的精彩，在于每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录，或许放在Q空间、博客里，或许放在了日记本中，但多数还是被搁置了，那些随笔的文字，那些缱绻着心中的某段光阴，也不见了踪影。重新翻阅一下自己或者你身边那些优秀朋友留着笔迹的空间，看看带着故事的文字，《邯郸人·物》编辑小七在这里等你来讲述，为你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也将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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