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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子过不下去了!”采访中，71岁的郭九香数次哽咽。她的丈夫已去世，大女儿和小儿子先后患精神病。外孙女每月仅有1000多元的收入，她和外孙女共同承担着家庭的重担。
女儿和儿子先后住了4次院。“银行不贷款给我，后来找了个远房亲戚做担保人，才贷出5000元给女儿看病，住院花了9000多元，还欠医院4000多元。”郭九香说。
儿子发病时六亲不认，称饭里有毒而绝食，情绪激动时会打人，郭九香经常被儿子打伤。邻居们也经常受到他的骚扰，有一次他还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儿子每个月仅有390元的补助。一盒药62元，一个月要吃12盒。另外，治疗脑梗的药每月还要花800多元。
由于常年照顾两个患病子女，郭九香心力交瘁。她患有子宫肌瘤，医生建议切除子宫，她没钱做手术，一直拖着，肚子疼就吃止疼药维持。“这几年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拾废品也不行了。我不管他们谁管呢?”郭九香抹着眼泪说。
“一个精神病患者拖垮一个家。”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主任刘慧兰说。她在门诊经常看到家属眼神里的无奈，有的家属甚至就在诊室里嚎啕大哭。“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的疾病，这种疾病对于病人、家属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因负担不起每年三四万元的治疗费用，安徽省临泉县迎仙镇的常德义曾经将儿子锁在家中。县残联得知后，为其办理了贫困精神病人药费补助，医药费大部分由新农合报销，剩下的由民政部门救助解决。常德义说，对儿子的病原本不抱希望，现在国家给政策，一家人又有了希望。
我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目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1600万人。截至2015年底，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人。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闫芳说，对于在册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实行门诊免费服药制度。如果患有身体方面的疾病，可免去医保住院报销起付线部分。如果属于低保人员，可以按救助途径获得相应的救济资金。对于监护人来说，根据患者精神残疾的等级不同，可以申领每月100—300元的护理费。她提醒，患者可以去医院做精神残疾鉴定，根据残疾程度不同，去残联申领数额不等的残疾人补贴。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我国将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的整合保障机制，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治等制度衔接，发挥整合效应，不断提高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康复服务。
精神科医生“挨打受穷”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专业岗位补贴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在一次查房中，河北邢台精神病医院医生徐红霞遭到患者袭击，她的鼻骨被打断，现在鼻子还留有伤疤。另一位医生在一次护理中，被患者打成了“熊猫眼”。徐红霞说：“被精神病患者袭击是很常见的事，每一位医生都被精神病患者打过，有时没防备，突然间就挨一巴掌。”
“挨打受穷”，这是精神科医生的真实写照。与其他医生相比，精神科医生更容易挨打，收入更低。20多年前，闫芳在外地刚参加工作时月薪仅100元左右，其中精神卫生专业岗位补贴也就是俗称的“挨打费”大约为27元。如今，这项补贴并没有随工资同比例提高，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以前，精神科医生可以享受浮动一级工资的待遇。8年以内上浮一级工资，工作年满8年再向上浮动一级。近几年，这项政策被取消了。
邢台市精神病医院院长刘一宝说，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收入比同级别医院的其他医生至少低1/3。即使在综合医院里，精神科也是边缘科室，主要原因是不能给医院创收。
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缺口近2万名。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认为，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根源在于补偿机制不合理。政府对医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医院的收入主要依靠医疗设备收费和医生开药，由此导致精神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规定给予适当的津贴。
精神疾病不像躯体性疾病一样，没有化验单，没有检查设备，精神检查完全是依靠医生个人技能去诊断。目前，普通挂号费只有5元，而医生的问诊时间至少需要15分钟，有的病人要花半个小时以上。闫芳建议，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应适度提高，并形成动态调整机制。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说，改变精神病医院生存难题，关键是形成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补贴不能缩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这样才能增加整个行业的吸引力。
病人渴望回归社会
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可能会伴随终生。即使康复，患者也很难回归社会
41岁的河北保定居民孟女士，18岁时患上精神分裂症，发病时会产生幻听。她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已3年半，在此之前断断续续住过几次，出院后药物维持不久，病情反复发作。14年前她和丈夫离婚，也失去了对孩子的抚养权。自从住院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儿子。
孟女士住院期间病情已经缓解，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抵抗住杂音的干扰。她想出院照顾年迈的母亲，也想给儿子看管小孩，觉得出院后能够独立生活和工作。“可家里人不愿意来接我，哥哥姐姐怕我出院后没人照顾再犯病。”
精神病人如何回归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可能会伴随终生，患者即使康复了，也得不到社会的包容和认可。闫芳说，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差不多。一些媒体报道后，精神疾病暴力犯罪比例被放大。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多是家庭管理，患者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利于回归社会。栗克清认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应该在精神病院，而康复工作应该在社区里，回归社会需要更多社会组织参与。
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认为，来自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是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面临的最大障碍，自卑、胆怯的心理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们。营造平等、宽松的环境，是精神病患者融入社会的一剂“良药”。
深圳“蒲公英会所”是一家精神康复机构。患者不再是被治疗的对象，而是具有高度自主权的会员，会员有平等参与会所活动的权利。小慧是“蒲公英会所”的会员，现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主要负责将公司产品传到网上。她说，会员之间都是平等的，平时一起参与会所组织的娱乐活动，让她交到朋友，学会与人沟通，不再那么孤僻了。
王国强认为，应大力推广“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障碍和精神残疾康复工作模式，建立完善医疗康复和社区康复相衔接的服务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