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秋冬之交，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关累港格外安静。

　　这是澜沧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个港口，出了国门，它的下游将改名为湄公河。往年这个季节，关累码头上都是搬运货物的工人。苹果、石榴、大蒜的味道在码头上流动，空气辛辣而芬芳。

　　如今，二十多艘中国船只停留在此。船长们抽着水烟发着呆，没有货物可运。有的船干脆已遣散了船员，他们回到内地，寻找新的工作。

　　今年10月，新京报记者先后乘民船、执法船回访湄公河流域。“湄公河血案”五年后，流域已日渐太平。但随着航运的衰落，船员们陷入了新的忧虑。

　　开航23年，湄公河航道正在迎来史上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船员阴影渐消

　　枪声渐息，朱安新第二次回到湄公河，还参股买了一艘船，又做船东，又做船长。而他的儿子在泰国结婚生子。朱家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

　　五年过去，湄公河流域两岸的景致已完全不同。

　　关累码头下行240公里，就到了当年的“湄公河血案”案发地孟喜岛。 2011年10月5日,“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中国商贸船就是在这一水域遭劫持,13名中国籍船员被杀害。

　　这是金三角的核心地段，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界，河道宽阔，浅滩遍布。

　　五年前，糯康集团在此驻扎，在水上建了竹楼。种田打鱼，也“动刀动枪”。

　　经过这一带，必须放慢速度，不能东张西望，也不能拍照。随时准备停船接受检查。这是当时一条不成文的铁律。

　　如今开船到此，53岁的朱安新(化名)仍战战兢兢。他从不在这一带停靠。在湄公河上，很少有人比他的经历更离奇——湄公河惨案发生前，他曾先后经历枪击、绑架。

　　第一次发生在2009年2月。这天，朱安新开着“盛达号”商船，与三艘中国商船同行。一驶入孟喜岛区域，4艘缅甸快艇迎面驶来，向四船扫射。“宏源3号”的大副白军在二楼吃面，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

　　更残酷的事发生在2011年4月。这天朱安新驾驶“渝西3号”为金木棉集团运石头，在孟巴里奥浅滩被劫持，同时被劫的还有“正鑫1号”、“中油1号”两艘商船。19名船员、15名乘客被扣押在船舱，三名船长则被单独带到深山之中。

　　在山里，朱安新被双手反捆，面部盖上毛巾，再被灌水，六次因呼吸不畅而晕厥。

　　绑架者要求他对着录像机供述自己运毒，他最开始说一两斤，对方说“不够，差得远”。他最后交代，共运了20多吨毒品。

　　后来他才知道，这段录像被作为证据，要挟他供职的金木棉集团拿出了500万人民币赎人;而刑讯他的那人叫翁蔑，是糯康集团的“行动队长”。

　　最绝望时，朱安新一度觉得自己活不了了，想过晚上偷枪自救，却苦于手脚被绑，也不会用枪;想过坐小渡船时把船弄翻，与对方同归于尽，另一位被绑的船长低声说了一句“万一还有一线希望呢”，把他劝住。

　　他的妻子是船上的炊事员，同样被绑，五天四夜里被人用枪指着做饭。

　　被解救后，朱家逃也似的离开了关累。朱安新到内河去开挖沙船。两个月之后，他又被公司的人劝回去，在相对安全的金三角一带开客船。

　　“湄公河惨案”发生时，他离案发地不过几公里，他当时听到了隐隐的枪声，看到泰国军人把船上的水果拉开，把毒品搬出来，一边录像。

　　惨案发生后，他们彻底灰了心。他妻子恐慌到达了极点，她几乎不能听到快艇的声音，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大哭，整晚失眠，“真的是怕完了”。他们又回了四川老家。

　　直到2012年9月， 昆明市中院对糯康集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绑架罪等罪名公开审理，朱安新作为证人出庭，陈述绑架案的细节。

　　此后枪声渐息，朱安新第二次回到湄公河，还参股买了一艘船，又做船东，又做船长。而他的儿子在泰国结婚生子。朱家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

　　不道歉，不收船

　　五年过去了。从岸上可见，两船都已锈迹斑斑。“华平号”一层的弹孔痕迹清晰可见，“玉兴8号”二层露台的仙人掌长得鲜绿。

　　从关累港出发，经过200多公里的航行，中国商船会到达泰国清盛港码头，在此卸货，再运送泰国的货物回到中国。它是距离中国最近的泰国港口。

　　在港口的最前端，“玉兴8号”和“华平号”仍静静停着。五年过去了。从岸上可见，两船都已锈迹斑斑。“华平号”一层的弹孔痕迹清晰可见，“玉兴8号”二层露台的仙人掌长得鲜绿。

　　现在它们由泰国水警管理，不许任何人上船。泰国在船边上设立了“预防湄公河区域犯罪中心”，30多位警察在此工作。问及五年前的惨案，该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泰方希望中方能尽早把船运回国。

　　“玉兴8号”船主何熙伦证实了此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遇难者家属，他的哥哥何熙行、嫂嫂陈国英在惨案中遇难。他们来自四川宜宾。

　　以家族为单位行船，这是湄公河的特色。每艘船都是一个大家庭，有夫妻、父子、兄弟。人们在甲板上种上了花、养了鸟，有的还摆上了麻将桌，这个水上的“家”变得舒适、愉悦，有了乐趣。

　　但惨案迅速击垮了何家和其他受害者家庭。

　　出事后，何熙伦为这个案子终日奔波，妻子和他离了婚。哥嫂的女儿从大学退了学，一度抑郁，试图自杀，后来她选择在偏僻的地方工作、结婚生子，从不提起此事，何家也没过过清明节。家庭聚会时，一有人说漏嘴，家里的气氛马上就变了。

　　其他家庭的情况也相似。亲人遇害后，家属们离开了湄公河。“据我所知，有两家人都离开老家，去到陌生的城市，就是为了忘记这件事。”何熙伦说。

　　但何熙伦忘不掉。他是家属中最“执拗”的一个。为了要一句道歉，他坚持不愿把船开回国。“玉兴8号”是他借钱买的，才开了半年，没有收回本钱。事发后，他欠债一百多万，“饭都吃不起，我也不能把船卖掉。”如果可能，他希望把船建成博物馆，纪念他的亲人。

　　电影《湄公河行动》上映后，家属们第一次建了微信群。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请记者和律师，去泰国追问事件的真相。也有人泼冷水，说事情已经尘埃落定，没有转机了。寥寥聊了几句，部分家属退了群。

　　10月17号，是傣族的开门节。湄公河流域的四个国家都过这个节日。这一天，人们唱歌跳舞，在河边放孔明灯、水灯，纪念逝者、祈求幸福。

　　何熙伦在老挝的班相果码头放了几盏水灯。不只是他，在湄公河流域上下的各个码头，能买到水灯的中国船员，都会为逝者点一盏灯，顺着湄公河漂流而下。

　　“这条江是靠走私撑起来的”

　　由于边境线漫长，两国村寨接壤，运输货物有天然的便利。有些地方没有路，走私者还用推土机现场开路。

　　从关累港出发，下行82.5公里，是中国境外的第一个重要港口——缅甸索累港。

　　乘商船路过时，新京报记者看到，十月的索累码头显得冷清寥落。

　　这个码头设施简陋，未设联检机构，也不办理出入境边检和报关手续。属于缅甸的地方武装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管辖。

　　关累港海事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两年，这条江(的生意)是靠走私撑起来的，而走私，就是靠索累港撑起来的。”

　　湄公河流域四国的物价差异大。泰国的鸡爪4元人民币一公斤，昆明卖20元;泰国红牛进价2元，中国则卖7元。但由于中国方面的贸易限制，这些货物不能进入中国。另一些货物如棉花、木材允许进入，但要缴纳关税。

　　便利的边境条件，使“走私”成了最优解。这也是湄公河上行船人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

　　人们在泰国装货，在缅甸索累港卸货，不进中国国界。索累港口，无数小卡车排着队，每辆车拉四五吨货物，直接通过中缅边境的240通道进入中国。

　　由于边境线漫长，两国村寨接壤，运输货物有天然的便利。有些地方没有路，走私者还用推土机现场开路。关累港办事处的办公室主任感叹打击走私之难：“走私的通道太多，而监管不在中国，你不知道货什么时候会来”。

　　但好景不长。2014年，湄公河航运的黄昏开始迫近。

　　2013年底，从昆明到曼谷的昆曼公路全线开通，全长1800余公里。陆路节省了在港口搬运、等待的时间，相当部分的蔬菜、水果等易腐货物被分流。

　　2014年4月，缅甸政府颁布禁令，禁止本国原木出口。此前，中国商船承接了大量运输缅甸木材的业务。缅甸拥有亚洲现存面积最为广阔的原始森林之一，中国的需求量蔚为可观。一纸禁令让湄公河本就衰落的航运雪上加霜。

　　关累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关累港进出口货运量7.4万吨。据关累边贸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陈宏了解，这个数据比上年下滑了近一半。“但是不仅仅是我们口岸，湄公河其他口岸的货物量也在下降。”

　　今年2月，缅甸国内政局动荡，决定关闭索累港。

　　另一岸的中国，最近一年，西双版纳州打私办、农业局、工商局、海关、公安局等14个职能部门联合开展打击走私行动。

　　索累港走私之路的切断，成了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压在湄公河航道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湄公河的水蚂蟥”

　　河上的男人们长期缺席家庭，很多都离了婚，下了船也无家可回。更重要的是，除了开船的技艺，他们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对流域外的陌生世界一无所知。

　　10月下旬的泰国金三角码头，因为没有生意可接，近10艘中国船聚集在此。

　　20多公里之外，清盛码头同样停着20多艘中国商船。

　　往年这时是运输旺季，泰国的水果断档了，中国出口苹果、石榴、雪莲果至此;国内也要开始囤上一些泰国百货，备年底之用。繁忙时，晚上码头上开着大灯作业。但今年那几盏大灯都没开过。

　　船长吴德昌坐在“嘉隆9号”的二层，“呼噜呼噜”吸着水烟。船上无事可做，他一天能抽掉两包。他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嘉隆9号”边上，同公司的两艘船已经停了三个月，船员早已被遣散。

　　吴德昌今年43岁，已经在湄公河上飘荡了23年。他入行的1993年，正是湄公河航道故事的开始。

　　那是段颇有些英雄主义的故事。那时，湄公河流域全是原始丛林，河边游荡着猴子、麂子和马鹿，还能见到老虎和熊。200多公里的水路，一路往下，船员们要经过23处险滩，21处激流。“湄公河的每一块礁石，都是船撞过的。”吴德昌说。

　　自然是残酷的，人们习惯于烈日骄阳，船舶失事。湄公河流域最大的修船厂老板回忆，十多年前，几乎每个月都有商船失事。关累港海事局还特地制作公示栏介绍了4起重大沉没事故。其中最严重的一起，4人死亡。

　　但高风险也意味着高利润。上世纪90年代运费最高时能到700块一吨，如今的价格则降到了100块一吨。1994年，吴德昌已经每月能挣五千块，五湖四海的人都争着来做水手。如今没有生意，船员们的工资也降到了三千。

　　大家都在默默盘算自己的未来。可以确定的是，大多数船现在一个月都跑不了一趟，已经处于折本的挣扎状态。吴德昌推测，春节一过，江上一半的货船都开不了了。有些船主，已经在考虑如何把船脱手。

　　但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河上的男人们长期缺席家庭，很多都离了婚，下了船也无家可回。更重要的是，除了开船的技艺，他们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对流域外的陌生世界一无所知。

　　吴德昌把船员们比作“湄公河的水蚂蟥”，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好与坏、炎热与安稳，“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说的，进到监狱里的人，开始是讨厌它，后来你慢慢习惯了它，再后来你会离不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