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的是不公平，”这个没读过书的女人抽泣着回忆。她希望老天替自己做决定，让两个儿子都去和自己做肾脏移植配型，谁的指标高，就把肾移植给谁。尽管她也知道，无论最终救哪个儿子，她都会永远觉得对不起另一个。

　　从小就帮妈妈按摩的大儿子李海清第一次不容商量地违抗了父母的意思，执意不肯去做配型。

　　李海清态度强硬地向家人列举了无数个应该把肾给弟弟的理由：弟弟发病晚，移植成功几率高;弟弟坚持读完了本科，比退学的自己好找工作;自己已经和爸爸做过一次配型，这次机会应该给弟弟。

　　他一直没有说出不去配型的真实原因：“万一我的指标更合适，那我弟弟怎么办!”自从弟弟生病，他每晚失眠，在他看来，不管自己能不能找到肾源，治好弟弟的病就了却了自己一桩心愿。

　　弟弟李海松嘴上劝哥哥，兄弟俩一起去配型。暗中则打定了主意：“让哥哥先去配型，他配型成功我就不配了，让给哥哥做。”

　　连荣华家的遭遇被地方媒体报道后，一时间获得了60余万元的捐助。有远在印度尼西亚的泉州人汇来1万多元，有乡贤一次捐款20万元，村民组织募捐，一笔笔善款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贴在村子祠堂的墙上。兄弟俩用电子表格记下了每一笔款项，为了将来“给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一个交代”。

　　然而，患病的孩子和肾的数量，还都是两个。“我想两个都拿出来，我老了，我不怕。”哪怕正在吃饭，悲伤也在说话间突然占领了整张脸，连荣华放下饭碗，用长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抹着眼睛。

　　哥哥替妈妈做了选择，把肾留给弟弟。他瞒着父母，夜里去给快递公司搬货，只为给妈妈买一辆电动车，“她干建筑小工是去邻居家借的自行车，看着心酸。”由于尿毒症并发症，没多久大腿就脱臼了，倔强的他继续搬货，实在疼得厉害就咬牙在地上狠蹬几下，坚持工作了一个月。

　　今年4月，连荣华与小儿子李海松在福州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李海清放弃了当天的透析，与父亲一起守在手术室外。当地记者蜂拥而至，拍下了连荣华术后被父子俩抱回病床的场面。照片中，这个不省人事的农村妇女腰间挂着血袋，病号衣裤松松垮垮地搭在身上。

　　手术后，李海松和妈妈回到农村老家休养。她不能再做体力活，只能从做运动鞋的厂子领点零活儿。粘一个鞋面6分钱，母子俩从早到晚做下来，能粘200双，收入二十几元钱。

　　她有些向往地讲起做小工的日子，“通知我去医院做手术时，老板还打电话叫我做泥水工呢。我不用人家赶，自己就做。”一种少有的坚毅神采在她的眼中闪现，语速也快了起来：“我还提醒别人水泥搞多少，不要浪费。”除了两个儿子上大学以外，这是最让她自豪的事儿了。

　　如今，母亲的一个肾在弟弟李海松的体内工作，“弟弟终于能大口喝水了!”李海清非常高兴。李海清独自去长沙等肾源。一颗等待中的肾规定了他的活动半径，他必须随时待命，一旦有合适的肾源出现，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配型。

　　很多排在他之后的病友已经等到了配型移植，O型血的李海清还一直在排队名单上挂着，“说不定还没等到肾源就挂墙上了。”他有时难掩沮丧，随即又自己开解：“万一哪天我挂墙上了，还有我弟弟撑起这个家，我也没什么遗憾的。”

　　更多的时候，这个乐观的哥哥把装在搪瓷盆里的干饭配豌豆胡萝卜称为“肯德基豪华午餐”，尽管他只在广告牌上见过肯德基。

　　“你能帮我找一份哪儿都能工作那种活儿吗?比如网店什么的?”李海清问记者。

　　在脱臼、水肿、高血压、恶心、贫血等并发症折磨下，他已经做不了重体力活儿了。之前的捐款还有40多万元，自己两天一次的透析、弟弟常年服用的抗排斥药费用依然是沉重的担子，更何况“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个劳动力了”。

　　泪水又充满了连荣华的眼眶，她抬手擦着，“对不起海清。”

　　“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哥哥给的，”李海松望着门外漆黑的山坡说。他打算先打工赚钱，治好哥哥的病，哥哥一天没有找到肾源，他也一天不能去过自己的生活。

　　这些话，兄弟俩从未对彼此说过。在这个家里，肾和病像是不能说的秘密，兄弟俩儿小心地避免提到，因为“一提到妈妈就哭”。

　　天渐渐暗下来，连荣华把粘好的鞋面用橡皮筋捆好、装袋，然后点亮了庭前的佛灯。在这户没有电视机的人家里，空荡荡的堂屋正中供奉着佛像，连荣华每晚上两柱香，一天不落。

　　很长时间里，她四处烧香拜佛，请求上天帮忙。有人在路边说好话，她掏出10元“巨款”“请”了一尊小佛，用红绳拴着挂在脖子上;在庙里烧香跪得太久，衣服后背被身后的香客烧了四个窟窿;有时，她狠狠心掏出50元钱，请算命大师开解一番，“觉得心里舒服不少”。

　　天黑了，连荣华用一根破木棍顶住一扇没有锁的门。转身蹲下，剁地瓜叶，给鸡鸭准备明早的吃食。站起来时，腰往后顶着，腿不自然地向前撇，努力让身体保持直立。她表情平静地忙碌着，仿佛习惯了自己只有一个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