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研室撤销后，人员分往5个部门，人最多的是农业部农研中心，段应碧任主任，“他是九号院的承上启下者。”魏唯说。但段应碧并不认同，“全会把阶段目标、大的路子都定了，我就是贯彻，只能按照那个做。不是我想做什么。”

　　1992年刚刚入夏，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混合了左右的复杂词汇，借助它，改革之船又被拉回了航道。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以填补九号院撤销留下的空白。段应碧主管办公室工作，手下只有七八个人，办起事来常常捉襟见肘，后来干脆把陈锡文调了进去。

　　魏唯1990年代初去参加一次座谈会，满眼都是旧同事，大家纷纷议论，“农业软科学的研究经费很有限，研究能力强的业务人员，更多地参与了基金会资助的国际研究，只拿有限的时间应对政府任务”。

　　农村改革形势却丝毫没有变得轻松。财政“分灶吃饭”已实施5年多，财权过度集中到中央，全国两千多个县级政府一半入不敷出……段应碧不断听到这些消息。

　　1993年人代会上，他们提出增加农村财政拨款，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那就加点吧，实在看不下去了，几乎每个领导都是这个看法。正说呢，不行了!”说到这儿，段应碧停下了手中的香烟，“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从烟囱钻进去，在一楼爆炸，百米外新华社记者所在的酒店却毫发无损。这个太厉害，咱们没有点东西不行，要搞杀手锏，就要钱。当时只有3500亿元的财政，怎么办?”

　　预备给农村增加的拨款只能作罢。那些年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阴影还在飘荡。电视里的中国将军再也不夸耀战士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兴奋地介绍更换了多少新式武器。

　　撂荒了耕地的农民投身城市“盲流大军”，出现在所有可能的街角和天桥。而国企改革正造就着史无前例的失业人口，1995年城市中有564万人衣食无着，250万人领取救济金——就业机会首先属于城市失业者，对于驱赶和收容，农民工只能选择忍受。

　　“80年代的改革是意识形态之争，观念变了就行。但是90年代的改革是城乡利益的博弈，城里人自己都解决不了，哪个市长能提出‘善待农民工’的口号，就算不错了。”段应碧似乎觉得有些片面，掐灭了烟头补充说，“道理都知道，你当个家试试?”

　　“1996年就酝酿取消农业税，但不能对外讲，讲出去就通不过了。只发了个九号文件，说了一句，税费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取消农业税以外的其他东西，全国都搞了，中央文件还是叫试点，因为地方都不同意。”

　　“挡着大家发财的路了”

　　段应碧和陈锡文还想把农民工问题写进中央文件，一番激烈争论后，往往只留下聊胜于无的一句话。而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设想，从一开始就遭到公安系统反对，他们说城市中一半刑事犯罪都是农民工干的。“我们当时给领导送材料都说，宪法没授予这个权力，说到这个程度了，司法部门协调不下来，因为涉及法律修改。”

　　赵树凯体验过小菜贩的艰难，知道收容所里的毒打和强制劳动，“为什么农民总被牺牲?那么多中央文件，国务院一次一次会议，却没有农民的声音，农民为什么成了局外人?”

　　中农办尽管是农口重要机构，却也是“大局”的一部分。90年代改革重点已经转向城市，市场经济制度、金融改革、国企改革，重要性都排在农村之前。九号院创造辉煌的背后，是历史垂青，是高层重视，而在后一个十年，利益博弈的格局中，农村与农民处处落败，“没往后退已经算不错了。”段应碧说。

　　2002年以后，城市下岗潮消退，社保体系初具雏形，借着“孙志刚事件”的舆论环境，“我们顺势做文章”，多方合力，终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此时，中央财政逼近两万亿，“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之后是取消农业税，政策转变之下，乡村开始恢复生气。

　　“小产权房不合法，不是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歧视，是因为土地规划不能建房。”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我们见到了陈锡文，教室旁走道里挤满了学生和记者，有人未经许可就站起来喊出问题，陈锡文一一作答，声音不大，似乎所有问题都不足以挑战他。

　　讲座结束，二三十人朝讲台涌去，将陈锡文团团围住，3名助手不断提示“对不起，让一让”。第二天，他说过的话就占据了报纸的显著位置。

　　接任中农办主任以来，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痛批农地增加挂钩，声讨“农民上楼”，反对突破耕地红线改变农地用途。在他背后，城镇化的机器轰然作响，每年有2100万人涌进城市定居，房地产疯狂生长，土地供应日益紧张。随着城镇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焦点，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市长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经营土地的主意，都被陈锡文识破和抨击。一次调研中，一位地级市领导告诉陈锡文，准备用3到5年时间把所辖村庄全部拆迁，省出100万亩建设用地。

　　——“哪来这么多钱?”陈锡文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