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事件的戏剧化阐释何时休

　　10月6日下午，绍兴国际大酒店14层一间客房里，一中年女性纵身跳下，身亡。她是绍兴市计生委主任叶锦茹，今年50岁，此前曾担任绍兴市妇联主席。警方表示，已排除他杀可能，并在其住的客房内发现两封写给家人和同事的遗书，称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知情人士称，此次跳楼，疑因患有抑郁症。(《钱江晚报》10月8日)

　　官员自杀已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杀。2010年官员自杀事件更是不断，公开报道的起码有8起以上。收入高、福利足、社会地位超然的官员为什么会趋向自我毁灭?几乎每一次官员自杀事件的曝光，都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基于社会常规的疑问，往往经舆论传播放大为一种社会性的猜疑心态。这一次仍然概莫能外。

　　正常的猜疑是“正当”的，官员具有特殊身份，掌握公共权力，因此其自杀就天然成为公共事件，公共社会对此拥有知情权。大众有权利知晓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官员为什么自杀、自杀背后有无“特殊因素”、是否涉嫌贪腐，等等。但质疑精神不等于娱乐精神，也不是所有的自杀官员都必然存在“贪腐嫌疑”时下充斥于网络平台上的对于官员自杀事件的过度娱乐性阐释，不但对官员自杀进行“有罪推定”，其实还在以一种冠冕堂皇的名义行猎奇围观的事实。

　　在我看来，官员自杀首先是一个“人”之死，是一次生命之殇，与其身份无关。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关注自杀背后的“问题”，但却不能因此失却了基本的生命悲悯，尤其是在真相未明的前提下。面对生命的逝去，面对死者家属的绝望哀鸣，我们的各种娱乐性阐释何其残忍。生命无价，哪怕是那些具有污点和“原罪”的生命。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比生命的自戕更让人心痛，亦没有什么比生命悲悯更重要，对生命逝去的悲悯之心应该取代猎奇和欲望人性鄙陋，树立起基本的生命情怀。

　　当然，在官员自杀事件发生之后，有关部门需要做的就是尽快公开真相，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避免流言蜚语的批量传播。客观地说，近年来，在官员自杀事情上，各地官方的相关信息公开，表现得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很多问题不是讳莫如深，就是缄口不言。就像这起个案一样，官方对女官员叶锦茹自杀事件进行正面回应的态度虽然积极，但“表达”却过于简单和泛化，寥寥数语不但让人无法释疑，还会产生更深、更大的猜疑。显然这无助于匡正辟谣，反而会加剧流言的传播，同时也让道德无形沦陷。

　　自杀官员为何频频发生：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我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仅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自杀。2010年官员自杀事件更是不断，截至目前媒体已公开报道的至少已有8起。在百姓眼里风光无限的官员为何会自杀?官场生态引人关注。

　　近日，连续两起官员自杀事件再次把官员“非正常死亡”引入公众视野。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死亡;27日，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当地警方随后公布死者生前患抑郁症，生前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

　　近年来，自杀官员频频出现，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据不完全统计，2009 年一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杀。2010年官员自杀事件更是不断，截至目前媒体已公开报道的至少已有8起。“官员自杀”为何屡屡发生?如何减少此类悲剧?

　　自杀官员从省部级到科级各层级都有

　　近年来，自杀官员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都有发生，覆盖各个层级。自杀的省部级高官有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厅局级官员包括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他曾经是江西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自杀的地级市委书记;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张喜武夫妇2009年4月份在家中自杀;县处级、科级的自杀官员如安徽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福建福鼎市质监局局长翁华铭、安徽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江苏射阳县地税局局长沈忠良、河南宜阳县公安局局长白山等。

　　进入 2010 年，官员“非正常死亡”仍在连续发生。1月13日，河南省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跳楼自杀”。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1月20日，安徽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一名副县级官员从该市行政办公中心综合楼坠楼身亡;2月1日，温州当地媒体刊发一则“讣告”称温州市发改委主任黄河“由于劳累过度，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2月5 日晨在湛江市跳楼身亡;6月24日的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留下的遗书内容不足200 字，撞火车身亡;8月25 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死亡;8月27日，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