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事件发生后，公众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他们自杀的原因。但是，令很多人难以接受的是，除极少数被确认为“畏罪自杀”外，大多数自杀官员都被确认为心理健康出了问题(“精神抑郁”)。

　　作为法律学人，我们当然不能如社会公众那样仅凭猜测和怀疑就把官员自杀与贪污腐败直接联系在一起。毕竟，官员与我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因此，他们既可能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也会因工作、生活等原因精神抑郁。如不能得到及时治疗，他们也会抑郁自杀。从这个角度而言，官员自杀现象也可以被看作是精神卫生现象。但是，官员毕竟不同于普通人。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与公共利益有关，也都可能牵动民众的敏感神经。因此，官员自杀除了是精神卫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所以，官员自杀之后公众要求公布真相，也属正当要求。

　　然而，无论是官场“潜规则”，还是“明规则”，都不利于查明官员自杀的真相。“人死为大”，至今仍然是不少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官场中，也有着这样不成文的规矩。官员自杀了，无论他事实上是否涉腐，通常也没有人愿再往下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了，就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别忘了，刑罚除了有主刑外，还有附加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后，主刑固然无法适用了，但是附加刑(如罚金、没收财产等)并非就不能适用。否则，岂不放纵了贪官?因为，官员自杀了，无论其是不是由于“抑郁”，都可能涉及到腐败资产。如果司法程序在涉腐官员自杀后彻底终结了，不仅可能使腐败资产无法追回，也会鼓励其采取自杀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和家人。

　　为了解决贪官外逃、自杀引发的诉讼障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虽然立法初衷是好的，但由于与该程序有关的相关证据制度在立法上或付诸阙如或模糊不明，难免导致其在实际运作中陷入困境。另外，如果官员自杀时尚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该程序就无法适用。因此，为了保障以民事手段打击外逃、自杀贪官的顺利进行，减少官员的“抑郁型自杀”，既需要从证据法理上辨明独立没收程序的基本证据法问题，以期为司法实务部门操作该程序提供学理支撑和技术指南，也需要考虑建立检察机关对官员自杀事件的同步介入机制。即，只要官员自杀了，检察机关都有权对其展开调查，无论其自杀之时是否已经涉案。为了不让自杀官员的家人或其他既得利益者占到“便宜”，检察机关在调查时既要注意查明自杀原因，也要注意查明其是否拥有腐败资产。如果已有证据表明自杀官员拥有腐败资产，检察机关可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按照民事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进行审理并作出有关财物是否返还或没收的民事判决。这既有利于减少官员“抑郁自杀”，也有利于反腐走向深入。

　　自杀的女官员图片：

　　10月6日下午，50岁的绍兴市计生委主任叶锦茹从绍兴市五星级的国际大酒店14层一间客房里，纵身跳下，当即身亡。10月7日，警方表示，已排除他杀可能，并在其住的客房内发现两封写给家人和同事的遗书，称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知情人士称，叶锦茹身体不是很好，平时常腰疼。此次跳楼，疑因患有抑郁症。

　　为什么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突然离去?叶锦茹的死讯在当地政界引起不小的反应和遐想。知情人士纷纷感到不解和惋惜。在亲友眼中，叶锦茹人缘好，能力强，曾担任绍兴市妇联主席职务,而且家庭幸福，其丈夫也曾是绍兴市政府官员，一个儿子正在上大学。最近刚刚装修好新房。

　　据悉，事发后，警方在其入住的酒店房间内，发现她写给家人和单位同事亲笔遗书各一份，遗书称已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至于遗书的其他内容，警方表示，不便透露。记者从权威部门得到消息，叶锦茹并未涉嫌有经济问题。(10月8日 钱江晚报)

　　我很愿意相信这位不幸的计生委主任是因为不堪病痛折磨，而选择了如此惨烈的方式为家庭减负，但是，就像他的一个要好的球友不敢也不原因相信她跳楼的事实一样，博主也很难相信。老公体贴，儿子优秀，仅仅因为病痛，就视生命如淡水，了无牵挂的抛下了这么幸福的一个家庭，似乎很难承载她跳楼止痛。既然权威部门已经肯定她不涉经济问题，那么，称“已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遗书里，还有什么让警方“不便透露”呢?

　　当然，遗书中可能会涉及个人隐私，但是作为政府官员，叶锦茹女士的自杀已经在当地政界引起不小的反应和遐想，警方如此含糊的一句“不便透露”，只能让这种“遐想”更深更远。其一，既然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那么为什么还要入住如此高档的酒店?要知道五星级的绍兴国际大酒店最贵的景观套间高达1588元，就连最便宜的单人间也要398元。在这里跳楼自杀成本不算低，如果是自掏腰包，似乎有悖她不堪折磨为家庭减负的初衷;其二，透明是“遐想”最好的阻断剂。事实上很多自杀尤其是官员自杀事件，并不复杂也并无太多的内幕，常常是警方或者当地政府部门一句“不便透露”，让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其三，抑郁症和不堪病痛折磨，被当地政府频频用于解释官员自杀的原因，公众对此已经产生信任疲惫。上个月，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副理事长，曾任铁岭市常务副师长的袁卫亮意外死亡，官方发给出的认定是，袁卫亮由于患抑郁症，近一个月病情加重，后溺水死亡，生前病情不为组织与同事掌握。而去年初至今至少有9起官员自杀事件，当地政府都用了“身体不好、严重失眠、工作压力大、抑郁症”等这样的关键词。

　　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但倘若都像这些官员这样“不堪病痛折磨”自杀了，那医生们还能活下去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抑郁症不是不能作为官员自杀的主因，但绝对不能一遇到需要解释官员自杀，就贴上了“病痛”这个标签，久而久之老百姓就不信了，至少我是不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