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国内奢侈品消费人群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男性为主”,这一点与日本等其他奢侈品消费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国,男性商人是奢侈品消费的核心人群,而他们购买奢侈品,主要是为了送礼而非自己使用。“中国的送礼文化是我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向投资者谈及近来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时,Burberry公司首席财务官Stacey Cartwright曾如此坦言。贝恩公司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反腐倡廉”重击了送礼文化,对高级手表和高级男装等以官场送礼为主要驱动的品类,影响最为明显。
显然,一记又一记的力度越来越大的反腐重拳,正在将奢侈品中国市场上的泡沫连续不断地挤兑出来。在中国浏览量最大的网站上,有一项关于“你认为奢侈品不好卖了主要是因为反腐吗?”的新闻调查,5.2万名参与调查者中,超过80%的人认定了“是”的答案。
中国市场还被看好吗?
奢侈品不再那么好卖——这恐怕是反腐这一催化剂给中国奢侈品市场带来的新常态。
国际奢侈品集团的大佬对此感到忧虑吗?
今年7月,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之一——开云(Kering)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弗朗索瓦-亨利·皮诺(Franois-Henri Pinault)在法国巴黎总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中国政府的反腐倡廉行动,给世界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息。从全球150多年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有些国家发展曲线是,经济起得快,落得也快,比如阿根廷。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不健全,或者是有法不依,法律对控制腐败现象无能为力。在我看来,一个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法治,是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富有实效的反腐行动很好,对奢侈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长远发展很有利。
皮诺还补充说,就眼前来说,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行动其实对他们旗下各大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影响不太大”,“因为我们的这些产品并不是典型的送礼产品”。
和皮诺一样,事实上,全球奢侈品商依然看好“去泡沫化”后的中国市场,他们看好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他们相信一定能从中国社会更健康的发展中找到更多的商机。
瑞士信贷10月14日发布《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为奢侈品商打了一剂强心针。报告指出:全球中产阶级的数量为10亿人,其财富在1万至10万美元之间;中国的中产阶层数量自2000年以来翻了一番,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中国内地个人平均净资产2000年以来增加迅速,从5670美元达到2014年的约2.13万美元,个人资产中值为7033美元,2010年以来增加的主要因素为人民币升值。中国家庭财富总额全球排名第三,比第二位的日本少8%,比第四位的法国高44%;相比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家庭资产以金融资产比例较高,占49%,原因是储蓄率高。预计2019年全球百万富翁人数将超过5300万人,而中国资产过百万美元的人数是118万。
这些数字很明白地告诉商人,中国尚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有待释放,中国人对于奢侈品的热爱才刚刚开始,只是,是时候调整战略了。“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争夺已从迅速的地盘战,转向缓慢而稳定的战略重点。全球品牌的心态正从‘我们在哪里寻找增长’转向‘我们如何创造增长’。”业内人士如是说。
奢侈品商们已经发现中国消费者的品位与多年前大不相同。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副主席Armando Branchini在米兰的办公室告诉《新民周刊》,从亮晶晶的Logo越大越好的简单小件,到不张扬的几乎找不到Logo的高端大件,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的品位在不断提升,这个品位成熟的过程,俄罗斯用了25年,美国和日本消费者用了20年,而中国消费者的转变只用了15年。
Gucci(古驰)全球CEO Patrizio di Marco在米兰总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作为全球最成功的品牌之一,Gucci对自己产品的质量和内涵有着充分的自信,Gucci也一向非常乐于倾听那些有品位的消费者的心声,尤其是年轻消费者,Gucci正在开发更独家的皮革制品,运用更多非传统的色彩和前卫的设计,同时将印有明显Logo的产品限制在10%以内甚至更少。
而据开云集团(Kering)统计报告,2013年四季度,其集团旗下的无Logo产品贡献了62%的增长,前一年这个数字为44%。去年一季度,Gucci的无Logo产品“逆势”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开云集团旗下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无Logo”品牌——Bottega Veneta(葆蝶家,BV),2001年开云收购葆蝶家时,其市值是1000万欧元,去年它的市值已上升到100亿欧元。这个传统经典品牌,成功的秘诀就是“低调”,它完美地平衡了知名度和美誉度,永远显得高贵而神秘。
Marco还特别提到,Gucci非常重视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其实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跟一线城市的消费者一样有能力欣赏时尚,追求时尚”,Gucci不会像有些品牌声称的那样收缩或停止在二、三线城市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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