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切盖棺定论之后，服刑的高官和他们的家属，难免会思考一个问题：如何争取实现提前出狱。

　　但对于他们而言，一个不幸的消息是，今年1月21日中央政法委的“五号文件”《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下发之后，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这些通常被落马官员实现提前出狱，甚至异化为逃避刑罚的主要手段，被堵死了。

　　官员常通过保外就医提前出狱

　　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5年，死刑缓期2年的执行期间尚不包括在内;无期徒刑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3年。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很长一段时间，“被判死缓或无期的腐败官员通过减刑或假释，实际刑期也就13年或15年。如果保外那就更快了。”

　　落马高官大多年老体弱，保外就医是实现提前出狱的一种常用通道。相比其他类型的罪犯，获刑官员确实比较容易通过就医途径获得监外执行，但也容易成为他们逃避刑罚的手段。

　　除保外就医外，减刑和假释现象在获刑官员中也比较普遍。2011年，有媒体报道，中国官员获减刑的比例高达70%。而在服刑期间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一般不对公众公开，存在极易滋生腐败的空间，并引发公众对腐败的猜疑和想象。

　　2013年，网络上的一则消息称：2006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11年的山西前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提前出狱，当地官员和煤老板及名流富商们，争相迎接贪官“荣归故里”，其礼遇犹如英雄凯旋。

　　此消息一出，随即引起轩然大波，批评和质疑扑面而来，后经山西省官方出面辟谣才得以平息。

　　但近些年类似的风波并不罕见。

　　赵秉志坦言，“腐败官员罪犯逃避刑罚执行的现象确实比较突出，‘有权人’被判刑后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等现象确实存在。”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田文昌认为，“减刑和假释还比较正常，但保外确实比较乱。这些问题不狠抓不行。”

　　中央布局重点打击逃刑官员

　　中央政法委决定要重拳出击了。

　　“五号文件”要求对被判重刑的职务犯罪、涉黑犯罪、金融犯罪罪犯等“三类罪犯”，从严把握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标准。贪腐类犯罪即属于职务犯罪范畴，落马官员逃避刑罚也成为此举重点打击的领域。

　　按照“五号文件”中的新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执行3年以上方可减刑，无期徒刑罪犯经过几次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最低不会少于17年;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执行3年以上方可减刑，经过几次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最低也不会少于22年。

　　“这是非常严厉的。”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赵秉志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以被判死缓的刘志军为例，若以最低的22年刑期算，服满22年刑期的刘志军，也将年过八旬了。

　　该文件还规定，对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向中央政法相关单位逐案报请备案审查。减刑、假释裁定书及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一律上网公开。此举亦有利于实现全社会的监督。

　　“这将使得获刑官员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考核变得非常严格。”检察系统的一位高级别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此举一方面为了杜绝造假，另一方面也是警告获刑官员，“你该老老实实地在监狱里面待着了”。

　　“五号文件”出台后，司法部和最高检也开始密集重拳出击该领域的违法违纪问题，展开“收监行动”。司法部提出了“倒查三年”、逐案复核的举措。而据最高检的通报称，今年3月至5月底，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

　　有媒体报道称，中纪委领导曾直接过问收监执行情况。

　　“现在看来，这一指导意见颇有成效。”田文昌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许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保外比较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