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全国假日办,公众最容易联想到的莫过于每逢节假日近乎折腾的强制调休。去年年底,因为一纸除夕不放假通知,加上专家关于“隐性福利”的“奇思妙解”,全国假日办更是陷入风口浪尖,有网友甚至发起除夕“问候”假日办的查岗式行为艺术。继五一黄金周被废除之后,全国假日办再度面临存废之争。如今全国假日办果被撤销,强制调休能否终结折腾局面?带薪休假能否破局?
结果可能并不像公众想象的那么乐观。改部际协调会议为联席会议,新机构规格和地位都得到显著提升,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或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要明白的是,强制调休之所以陷入折腾局面,并不在于部门利益掣肘,而在于迄今都未厘清休假权与旅游经济的主次关系。如果带薪休假仍然只能被包裹在旅游发展的框架内,带薪休假仍然作为旅游经济的附庸而存在,那改换门庭对于带薪休假的落实恐怕并无多大帮助。
如今的强制调休制度,实则肇始于1999年“黄金周”的启动。彼时,中国正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内需低迷,经济普遍不景气,“假日经济”于是顺理成章被摆上台面,成为刺激经济的一大增长点。“黄金周”在次年得到制度确认,为协调休假及旅游工作,全国假日办应运而生。
由此不难看出,强制调休制度的产生,其本意并不是在带薪休假尚未得到落实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强制调休来保障公民基本的休假权,而是一开始就极其明确地导向了“假日经济”。事实上,公众所看到的关于落实带薪休假的文件也多是与促进旅游业发展捆绑在一起的,最近一份关于“切实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的规定,就是藏在今年8月印发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之中的。
带薪休假是一项公民权利,“假日经济”则是具有功利倾向的政策导向。二者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功利性的政策目标无法替代权利的落实,这就是全国假日办疲于奔命而公众却不买账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实,不仅“假日经济”承担不了带薪休假之重,“假日经济”本身也面临着再检验。“黄金周”对经济的刺激或许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数据表明,推行“黄金周”制度之前的13年间,国内旅游收入的复合增长率是28.75%,而实行“黄金周”制度后12年间,国内旅游收入的复合增长率是17.81%。
数据之所以如此令人意外,其原因在于,一则,集中式爆发的休假必然带来假期之后的低迷,集中休假所带来的生产能力扩张同样会面临着其后的产能浪费;二则,一刀切的强制调休干扰了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且不说人流拥挤之下,旅游质量大为降低,集中出行,更让交通、景点都不堪重负,全球化时代,集中式的休假无疑会影响正常的商业往来。
需要明确的是,公众之所以接受强制调休,且更热衷于黄金周长假,实是因为带薪休假依然只是纸面上的权利,强制调休于是成为保障休假权的替代选择。如果强制调休不能以落实带薪休假为最根本出发点,那么强制调休还有多大意义?(斯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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