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华侨报网日前撰文称，最近，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首部《预防过劳死等预防对策白皮书》，汇总了日本企业员工长时间劳动、过劳死统计数据、法律制定背景和相关法令等。

　　文章称，这份白皮书显示，2015年涉及过度工作的自杀案件已经达到了2159件。据统计，日本平均每月加班时间最长的是“信息通信业”，每月加班时间80小时以上的“过劳职工”占全体的44.4%。

　　而日本“学术界、服务业”并列第二，“过劳职工”占40.5%;“运输、物流业”名列第三，“过劳职工”占38.4%，几乎没有行业不加班。

　　文章指出，加班，对于不少上班族来说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然而在日本，加班是家常便饭。一直以来，日本人秉承“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的价值观，劳动时长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以致被称为“工蜂”、“社畜”。

　　他们对于工作的狂热，给日本经济带来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因为过高的身心压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过劳死”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一个特有名词。

　　近年来，“过劳死”已经成为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等媒体纷纷开辟专题节目对此问题展开大讨论，甚至有一些研究日本问题的外国学者还将它作为透视日本的一大视角，从“过劳死”尝试分析日本的国民性。

　　文章分析指出，首先，日本的加班文化“符合国情需要”。二战之后，日本满目苍夷、百废待兴，要想重回发达国家行列，日本人必须付出超常的努力。为此，劳动者一直通过超常长时间工作来支撑日本经济的快速复兴与发展。

　　可以说，日本能再次找回“先进国家俱乐部”的位置，靠的不是什么“弯道超车”与投机取巧，而是国民“一生悬命”的苦干。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民也付出了严重透支身心健康的代价。

　　而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日本人危机感徒增，很多人认为“我们要是不再努力点，日本会更加衰落”。可是，超出边际效益的过劳工作导致日本社会效率低下、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经济更加没有起色，这又促使日本人再加码工作强度，如此周而复始。

　　文章随后指出，其次，日本加班文化是日本人强烈“集团主义”的产物。这一国民性注定让日本人做事讲求归属感。相比孤军奋战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归属于某个社会集团，和这个社会集团的成员一同行动。

　　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日本人就像蜜蜂，就个体而言他们或许未必优秀，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个群体后，协调默契的配合却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力量。因此，只要处于顶层的“蜂后”玩命工作，下面的所有员工就会紧紧跟随和配合，结果变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惯性。

　　在时代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很多企业高管也认识到应该让员工早点回家，由自己承担更多工作。可是，“蜂后”们一旦加大自己的工作力度，底下的蜂群也跟着转得更快，让过劳问题更加严重。

　　文章还称，为了解决“过劳死”这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从劳动行政管理和劳动卫生管理角度制定和实施了许多对策和方法。例如，日本厚生劳动省于2002年制定了《防止过重劳动引起健康损害的综合对策》，并于2006年重新修订公布，同时还于2004年发布《劳动者疲劳蓄积程度自测表》，呼吁劳动者自发判定工作负担度。

　　文章最后指出，然而，因为产生“过劳死”的土壤并未被去除，使得过劳死现象在日本逐年有增无减。或许，只有社会真正形成“健康与工作同等重要”的观念，企业高管们能以身作则早点回家，日本的“过劳死”问题才能走出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