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6 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博彩公司关于这个奖项的赔率榜曝光——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 1 赔 5 的赔率，再次高居榜首。

　　而看客们都觉得很自然，日本人，已经常年成为诺奖的关键词。

　　比文学奖更为猛烈的，是诺奖的自然科学奖——从 1949 年开始，日本有 22 位科学家 ( 包括 2 位日裔美籍 ) 获奖。

　　是不是很牛?还记得当年那个疯狂计划吗?

　　2001 年，日本推出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日本在 21 世纪前 50 年里获得 30 个诺贝尔奖的目标。

　　在过去的 17 年里，日本这个计划像是按下了快进键，拿下了 17 个奖，在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完成了一半以上的进度。日本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获得诺奖次数第二多的国家。

　　这是为什么?

　　钱报记者请来了两位曾经留日的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刘伟教授、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曹更玉研究员，他们讲述了一些很小的故事，其实蛮能看出些道道。

　　不要总去问 " 有没有用 "

　　只是去弄明白 " 为什么 "

　　记者统计了日本 22 位诺奖得主的学术背景发现：21 世纪后，日本诺奖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在上个世纪 70~90 年代取得的，比他们的获诺奖时间要早二三十年。比如这次获奖的大隅良典，他的获奖研究成果实际上也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在东京大学工作期间取得的，距今已有二十多年。

　　大隅良典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表示，希望现在的年轻研究者要有探索、开拓的精神，不要总去问 " 有没有用 "。他总结自己的探索经历，有一段话充满了画面感——

　　" ( 小时候 ) 热衷于飞机模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夏天喜欢在小河里捞鱼、捕萤火虫、采集昆虫，手持网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筑紫、野芹菜、木通、杨梅、野草莓，能够感受自然的四季变迁。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星座，银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样奔腾。"

　　大隅说：" 当时没有想过，但今天作为自然科学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者，这样的体验，就是一切的原点吧。"

　　2002 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小柴昌俊说，他人生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小时候在学校后山与同学追逐赛跑、拔农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时光。

　　对大自然和周围世界保持一颗好奇心，是引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进科研世界的原始原因。而这样的一份好奇心得以保持并发展，就不得不提日本的教育。

　　曹更玉回忆，1997 年开始，他在北海道大学读博期间，女儿在日本上小学。" 日本小学生没有作业要做，每天放学回来就是玩。今天大家来我们家玩，明天去另一家，就这么轮着玩。日本的孩子以自己有一个擅长的兴趣爱好为荣。"

　　刘伟颇有同感，日本的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很多学校动员教师都参加到课外俱乐部活动的指导之中，甚至有些学生活动 ( 如全国高中棒球赛、全国学生与儿童发明展等 ) 成为全体国民关心的盛事。

　　刘伟在名古屋大学读博士时，助教是一位年轻的日本父亲，叫加藤。

　　加藤有一儿一女。当时三岁的女儿非常喜欢花。加藤夫妇发现这一点后，常常有意识地带女儿去植物园观察各种花朵。每年生日，他们送给小朋友的礼物，都和花有关，并鼓励孩子，" 你可以自己收集、研究花朵 "。

　　想想也是，如果有人问，你擅长什么?你想了半天只好说 " 学习 "，大概也会蛮遗憾的吧。

　　" 先生 " 代表最崇高的职业

　　高薪酬，有尊严，很自由

　　" 先生 "，发音 "Sen se" ，日语和中文一样，这个词是对知识分子的尊称。

　　刘伟告诉记者，在日本，能够被称为 " 先生 " 的，是社会地位最高的职业——老师、医生、国会议员、律师等。

　　" 如果听说你是大学教授，大家都会立刻表现出尊敬、崇拜的态度。" 曹更玉和刘伟都提到，在日本，知识分子地位崇高。目前日本市面上流行的 2004 版日元纸币上印有的人物，没有一个政治家，全部是思想家、科学家、作家、教育家 ……

　　比如 1000 日元上，印着野口英世。他是日本细菌学家、生物学家，他在非洲研究黄热病时，因传染上病毒而去世。他的墓碑上写着：" 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先生们享受薪酬待遇高，不用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才敢专心搞创造;更重要的是，他们做学术有尊严。

　　" 比如做基础研究，有时候不需要庞大的队伍，小作坊式的团队就够了。" 刘伟说，像他从事的生命科学研究，要根据自己随时产生的想法，开始时不需要强烈的目的性和方向性。" 这是学者希望拥有的科研环境。

　　日本最强的研究型大学，始终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日本高校教授在从事科研过程中，自由度相当高。

　　在日本，高校老师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等干扰，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

　　日本的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参与管理、评审，而是由专业机构进行。高校等科研单位，对学者的珍惜与爱护，体现在许多 " 不拘一格降人才 " 的政策上。

　　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者下村修，1960 年被名古屋大学破格授予理学博士学位，但他当时只是名古屋大学理学部的一名进修生。正是因为有了这张博士文凭，下村修随后才得以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最终发现绿色荧光蛋白。

　　蓝光二极管的发明人之一赤崎勇，从松下技术研究所调回名古屋大学时已年满 51 岁。为了支持他开展化合物半导体研究，名古屋大学花巨资专门为其建造了一间无尘实验室，而之后赤崎为名古屋大学培养出了一名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天野浩。

　　经济形势虽然严峻

　　科研投入依然坚挺

　　经济发展，对科技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科技的发展需要足够的优秀人才、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和充裕的研究经费，这些要素无不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周程教授，曾带领研究生做过相关研究、调查——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著名的 "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推动经济以近于 10% 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同时，日本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 " 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 "，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 2% 用于科研。

　　1975 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 2.62 万亿日元，占国民收入的 2.11%，超过了法英两国的研发经费总额，步入科技大国的行列。

　　即使是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面对着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严峻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也依然不吝啬于科研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