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自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把中国作为外交政策的重心之一，一再敦促中国遵守国际秩序，并称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是对地区稳定与安全的严重挑战;另一方面，奥巴马在对华问题上并不决绝，并没有像国会“鹰派”议员要求的一样“亮底牌”、采取军事手段制衡中国，而是想尽办法避免和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在外交事务方面，奥巴马第二任期任命的国务卿克里(接替辞职的希拉里)、防长哈格尔都算是相对温和的“鸽派”——克里在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担心美国在亚洲增加军力会激怒中国”，防长哈格尔更是难以服众，既搞不定鸽派，也搞不定鹰派，以至于“被辞职”。显而易见，这样的人事任命也不能满足奥巴马政府所谓的“对华政策”。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13年底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约有52%的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的中国政策表示不满，这足以说明奥巴马政府的中国政策收效欠佳。

　　亚太是奥巴马最后的赌注

　　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如此别扭，首要原因是自其上台以来一直面临的国内困局。贯穿整个奥巴马任期的主题是美国的国内问题：自上任伊始，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来自国内而非国外：高失业率、难以为继的经济增长、政府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使得美国民众难以将目光转向国外。另一方面，奥巴马自己力推的医改法案、移民改革和枪支管理也占据了其大量的精力。在共和党先后控制参众两院后，奥巴马面对的局面更加艰难，这使得他很难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中国崛起上。与此同时，奥巴马任内五角大楼、国务院的经费开支一再削减，无论是外交行动还是对外军事行动都受到经费削减的限制，这也使得白宫在具体措施上的选择受到局限。

　　另一个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的崛起，美国不得不依赖中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上发挥作用，贯穿奥巴马任期内的中美关系合作大于分歧。自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中国已经是美国对外出口的最主要市场之一，中国对美投资也经历了大幅度的增长。在政府层面，一方面，中美两国包括战略和经济对话、省州长论坛在内的多领域高层对话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中美两军的友好往来也在日益完善。此外，在朝核、伊核等国际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也进一步增强。这些原因共同作用，使得白宫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上慎之又慎，避免直接军事冲突或擦枪走火破坏中美两国大局。

　　而奥巴马此次批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采取“强硬”措施巡航南海，并考虑采取进一步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威胁”，某种程度上是迫不得已。

　　奥巴马总统任内的外交重点一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二是完成重返亚太的战略布局。然而美军仓促撤离中东造成的权力真空在现在看来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在阿富汗问题上，奥巴马本期望通过2009年-2014年的增兵“速战速决”，彻底结束自2001年以来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然而阿富汗政府军不能独自应对美军撤离后留下的烂摊子，民选政府更是无力应对地方武装、宗教势力。与此同时，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塔利班武装已经不再是预言，昆都士的沦陷足以证明在塔利班武装面前美军的不可或缺。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奥巴马一再推迟撤军计划——就在本月15日，奥巴马不得不宣布5500名美军至少还要驻扎到2017年。

　　在伊拉克，美军的撤退同样造成了不稳定的政治局势，ISIS极端武装乘虚而入夺取多个战略重镇，其在中东及北非地区肆无忌惮的渗透也使得叙利亚内战进一步恶化。在本周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军高级将领已经提出增兵伊拉克的计划，这无异于全盘否定了奥巴马早期的伊拉克战略。随着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局势，奥巴马的计划非但未能在中东地区重塑秩序，反而是“引狼入室”、“引火烧身”——可以说，奥巴马任内的中东外交是失败的。

　　随着总统任期行将结束、中东政策面临全盘失败，亚太政策成为了奥巴马最后的赌注，如果不能够在亚太地区有所建树、满足国会和军队“鹰派”日益高涨的呼声及其亚太盟友对“老大哥”的期待，奥巴马整个任期的外交政策便乏善可陈，更遑论留下什么外交遗产：一些美国国内分析甚至指出，奥巴马“软弱”的外交政策会极大降低美国在其亚太盟友心中的可信度，这将是下一任总统不得不面对的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批准了美国海军的“航行自由”行动，可以说，这是奥巴马在中东战略失败后挽回颜面的一步棋。我们从哈格尔辞职后上任的新防长卡特也可以看出奥巴马对华政策的变化——较其前任的“鸽派”立场，卡特在国防部和军队内部有广泛的人脉，且其“亚太再平衡”的思路是以军事部署、军力前突为主，依托岛链体系构筑针对中国的防御网，符合“鹰派”的呼声。因此，此次“拉森”号驱逐舰巡航也许只是奥巴马政府较之前更为激进的新对华政策的一个开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否能如中国所愿为未来的亚太秩序奠定和平的基础，还要美国对华政策的下一步走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