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7月习近平访问韩国时与朴槿惠商议签署了《中韩领事协定》。笔者看来,这是两国向着中国稳定周边外交关系的大局迈进的重要一步。中韩关系一年来的关系发展显得有声有色,反观中朝关系则明显低调的不正常。从这个协定中可以看出三个迹象。
有人开玩笑,说《中韩领事协定》是暂时的“秘密协议”,因为目前协定内容还要双方议会批准,因而没有公开。韩国媒体的内容是首次公布。
根据《朝鲜日报》的说法,中韩签署的领事协定包含“自称是韩国国民的人若在中国被逮捕、拘禁,中方需在4天内向韩方通报姓名、身份确认方式、拘禁原因、日期、场所、接触场所”等内容。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在韩国被捕的中国人。
协定还规定,如果韩方对在韩国领海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进行拦截、调查,需提前通知中方并让中方外交官或代理人出席。如采取紧急行动,需在行动后立即通知中方并提供详情。
另外,韩国媒体引述不具名官员的分析认为,“根据协定,适用对象为‘没有其他方式证明的自称为派遣国国民者等派遣国国民’,因此,如果在中国被捕的脱北者自称是韩国国民,中方应该向韩方告知这一事实。”
在笔者看来,这一协定的亮点有三:首先,协定表明中韩间预警机制更为完善,将润滑两国关系。
任何双边关系的发展都需要建立各种配套机制加以维护,特别是在容易出现问题的领域,在细节的关注和把持上尤为重要。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双方已然在政治、经济等宏观方面进行了超常规的合作。
以政治关系为例,韩国驻华使馆官员曾对笔者介绍,该使馆是韩国海外使馆中人数最多的一座,甚至超过了和韩国维持同盟关系的驻美使馆。这说明作为近邻,韩国对发展对华关系具有天然的认同感。中国对韩国也如是,习近平在今年7月对韩国“点穴式”的访问,创下了中国最高层单独访问一国的先河,这是中方对热络中韩关系的明示。
在经济上,中韩自贸区建设也走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前列,在2014年底或2015年初将成为现实,这是中韩政治关系深化带来的经济往来密切的必然。
这次韩国媒体披露双方领事上的合作协议,从细节规约了双方领事争端的具体操作,避免因小失大,以至于影响中韩政治和经济关系大局。根据韩国使馆的预估,2014年中韩双边人员往来将突破1000万人次。无疑,这种超大规模的交流迫切需要事务化的领事协定来保驾护航。
而中朝关系在2014年的发展却乏善可陈,不仅高层政治互访几乎为零,经济合作更是无从谈起。此前被寄予厚望的鸭绿江黄金坪岛的开发有始无终;预期通车的新鸭绿江大桥也悄无声息。特别是朝鲜在近期与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一些非洲第三世界国家频繁外访,但却独缺中国,中朝关系显然低调的不正常。在中韩关系热络的背景下,中朝关系更显难堪。
其次,《中韩领事协定》的签署,让困扰双方多年的渔业问题有望得到缓解;并暗示出中朝关系类似问题上的束手无策。
渔业问题其实是中韩关系中,影响民间交往与认同的重要问题,曾长期困扰双方实操层乃至决策层。由于类似问题多为韩国认定中方涉嫌“非法捕鱼”,所以一旦在某一时间点“爆发”,会造成关系阶段性的走软。比如今年10月韩国海警执法时向中国渔船开枪打死一人,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用词罕见且严肃,称对此“十分震惊并强烈不满”。
近几年类似的问题随着中国渔民出海捕捞范围的扩大,渔业需求量的增大,而变得越来越多,也呈现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中韩领事协定》提到此类问题,有望对韩方的执法手段进行规范,建立相应的沟通机制也会降低暴力和极端危险情况的发生几率。从长远上看利好两国关系的顺畅发展。
与中韩在此问题上存在共识不同,中朝关系也面临着渔业问题的困扰,并且产生过更大的涟漪。
2013年5月的一次朝鲜军人抓扣中国渔民的事件,直接导致了金正恩亲信崔龙海访华面见习近平解释此事。最近的例子是2014年9月中国渔民被朝鲜军人暴打并逮捕,最终在中朝外交部门的介入下获释。此类事件严重恶化了中朝民间感情,也让双方外交部门的沟通更加带有“挑战性”。显然,这与中朝传统友好关系背道而驰。
目前中朝间并没有类似《中韩领事协定》这样公开表明双方立场,以及出事后采取具体措施的相关法律文件和规章制度,因而可以说,中韩关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中朝关系。中韩关系的特征在于进取,而中朝关系的表征在于维持。显然前者对中国外交的意义持续加码,而后者则日益显得颇为尴尬。
第三,《中韩领事协定》暗示“脱北者”问题出现新迹象。
根据韩国媒体引述政界人士的分析,此领事协定会涉及到“脱北者”,但是韩国外交部一位官员24日公开表示,领事协定和“脱北者”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根据他的说法,《中韩领事协定》生效后,协定中并不包含有关派遣国“国民”相关定义的条款。
笔者的分析认为,这次《中韩领事协定》的签署,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让“脱北者”问题出现了新迹象。可以想见,尽管如韩国外交部官员所言,两者无直接关系,但间接的变通做法却可能适用于这个协定。那就是在“公民身份”上做文章。
从协定的安排上可以看出,核心是保护双方国家公民。因而一旦韩国某些方面认定“脱北者”也属于韩国公民范畴,相关协定可能就会适用于这一问题。
根据韩国宪法,该国将朝鲜人都视作某种特殊地位的韩国公民。这与朝韩特殊国家间关系的现实一脉相承。但毕竟“脱北者”问题牵扯更多复杂国际博弈,所以韩国的这种宪法表态,长期都没有获得有关第三方的直接认可。
因而韩国政府曾想通过其它方式,为“脱北者”提供庇护。早在2012年韩国李明博政府和在野党对是否给“脱北者”颁发韩国公民证书一事达成一致意见。不过这种明显对中国施压的举措,引起中方的反感,中国并未认可这种做法。
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脱北者”问题的态度趋向了韩国一方。今年8月外界热炒中国抓获新一批“脱北者”并予以释放的消息。他们乘坐巴士试图穿越中国和老挝边境时,被中国边防部队拘捕。此前中国通常将其送回朝鲜,但有消息称中方让其自由选择,韩国成了多数人的目的地。
长期以来,中方对待此问题都是与朝鲜步调一致,即送回朝鲜。但由于国际人权观察机构认为他们回国会遭受虐待,因而对中方的做法也曾提出批评。
严格意义上讲,“脱北者”逃离朝鲜,本质上有经济因素,但也有对朝鲜政治不满,以及韩国等一些国际组织“引诱”的原因。所以不能单纯指责中方此前处理“脱北者”的说法是错误的。但中国为了朝鲜官方,长期忍受国际压力,其实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如果从《中韩领事协定》变通的规矩中找到“脱北者”的新出路,一旦他们不再“回归”朝鲜,这意味着中国对朝鲜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中朝关系角度而言,调整的脉络更清晰,那就是逐渐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友谊,向着正常国与国关系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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